“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我想见一见他！”1953年，一妇女来到中南海求见周总理，相见后，周总理紧紧握住她的手，感慨道：“可算又见到你了，当年多亏有你啊！”

1953年的中南海西门，哨兵拦住了一位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妇女，她递上一封亲笔信，平静地说自己叫范桂霞，是周恩来总理的“妻子”，想要见他一面，哨兵当场就愣住了，全中国谁不知道总理的夫人是邓颖超，这女人怕不是来闹事的，可当信件层层递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看完立刻站起身，快步往外走：“快请她进来，我要亲自见她。”

这不是什么荒唐的绯闻，而是一段藏了26年的、隐蔽战线上的生死往事，范桂霞1905年生于广东佛冈的一个医生家庭，从小跟着父亲识药理、懂救护，受进步思想影响，她年纪轻轻就参加了工人运动，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广州妇女运动里的骨干分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范桂霞家的药铺被特务打砸，父亲为了掩护她被害，妹妹也被抓走，她死里逃生辗转到香港，凭着懂医护、会粤语、心思细的优势，留在广东省委秘书处做联络工作，那年她才22岁。

就在这年秋天，组织交给范桂霞一项绝密任务：以“夫人”的身份，掩护一位重病的领导同志在香港养病，她没问对方是谁，收拾好东西就住进了油麻地的一处秘密住所，直到有人背着一个昏迷的长衫男子进来，她才认出这个人是周恩来。

当时南昌起义南下受挫，周恩来染上恶性疟疾，连续高烧40度，整个人陷入半昏迷状态，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用小船把他从海上送到香港的。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范桂霞几乎没合过眼，没有专业的测温设备，她就每隔一小时用手探一次额头；病人咽不下东西，她就用小勺一点点喂水喂药；为了降温，她用浸了凉水的毛巾反复擦身，时刻盯着呼吸和脸色，直到第四天清晨，周恩来终于睁开眼，第一句话问的却是邓颖超的下落。

这件事范桂霞记了一辈子，这个人刚从鬼门关爬回来，心里最先装的不是自己的身体，是同志，是革命。

养病的一个多月里，两人真的像寻常夫妻一样过日子，范桂霞每天挎着菜篮子上街，学着用潮州口音和小贩讨价还价，把家里打理得像普通商户人家；周恩来则耐心教她社交礼仪和地下工作的规矩，告诉她“出污泥而不染”，伪装是斗争的手段，本心绝不能变。

组织上买了鸡给周恩来补身体，他坚决不肯吃，说党的经费紧张，不能搞特殊，范桂霞劝了半天，他才勉强喝了两口汤，这段日子里，她不只是照顾病人的护士、掩护身份的“太太”，更像一个学生，从周恩来的一言一行里，读懂了革命者的信仰与担当。

周恩来病愈后奉命前往上海，两人在码头匆匆告别，没有多余的话，只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一别就是整整26年。

范桂霞后来和失联的恋人潘耀芳重逢结婚，回到广东乡下当起了小学老师，她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香港的那段经历，就连丈夫和孩子都很少说，在她看来地下工作的秘密，就该烂在肚子里，这是纪律也是本分。

直到1953年，范桂霞去北京探望儿子，犹豫了半个多月，才鼓起勇气写了那封信，她本以为时过境迁，总理未必还记得自己，没想到周恩来不仅立刻安排接见，邓颖超也亲自出门迎接，三个人在西花厅聊了三个多小时，从当年香港的惊险，聊到这些年各自的经历。

周恩来还特意宽慰范桂霞，当年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失联是形势所致，绝不是个人的过错，临走时总理特意安排工作人员买好返程车票，派专车把她送到火车站。

后来特殊时期，范桂霞因为这段历史受到冲击，被诬蔑为“叛党分子”，1973年，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收到她的信后，第一时间指示广东省委核实情况，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待遇，1984年8月22日也就是31年前两人重逢的同一天，邓颖超再次在西花厅接见了范桂霞，亲手送给她一只手袋，兑现了当年“要好好谢谢小范”的心愿。

1994年，89岁的范桂霞在广州普通居民楼里安然离世，直到去世身边很多邻居都不知道，这位温和朴素的老人，当年曾在香港的险境里，用自己的细心和勇敢，守护过一位开国总理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