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之初，在上海潜伏12年的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第一时间把全套30册城市接管情报完整地移交给军管会。
交接后的第三天，他被通知去电力公司报到。军代表老刘在厂门口等他，开口就问：“张书记，你会不会修发电机？厂里那台老机器昨天罢工了。”
张承宗脱下外套，挽起袖子：“带我去看看。”
机器房很暗，只有两盏应急灯亮着。几个老工人围着一台德国造的老式发电机，束手无策。张承宗蹲下，用手电筒照着内部结构，看了五分钟。
“不是大问题，”他站起来，“转子轴承磨损，带动不了负荷。有备件吗？”
老师傅摇头：“这种老型号，早停产了。”
张承宗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密密麻麻画着机械简图。“用这个尺寸的国产轴承，稍微改一下基座，能顶用。我画个改装图。”
他趴在一张沾满油污的工作台上画图，铅笔尖沙沙作响。窗外天色渐暗，有工友给他端来一碗热水，他没抬头，说了声谢谢。
图纸画好，老刘派人连夜去机械厂加工。凌晨四点，新零件送来了。张承宗带着两个工人，半跪在机器前安装。他的手很稳，拧螺栓，校准间隙，动作利落得像做过千百遍。
老师傅忍不住问：“您以前干过这个？”
张承宗没停手：“在根据地，我们自己造过电台发电机。”
天亮时，机器重新轰鸣起来。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照亮了车间。老刘用力拍他的背：“老张，你可真是个宝！”
张承宗只是擦了擦手上的油污：“机器能转就好。”

从那天起，他成了厂里的“活图纸”。哪台设备有毛病，工人都先找他。他话不多，但总能指出症结。他住进了厂区旁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屋里除了床和桌子，就是一摞摞技术笔记。
厂里发补助，他总说“给更困难的同志”；评先进，他坚持划掉自己的名字。有人说他太“独”，他只是笑笑：“我是来干活的。”
只有一次，老刘晚上去他屋里送文件，看见他桌上放着一支旧钢笔，笔帽没盖上。他正对着一页空白信纸出神。
老刘敲了敲门，他才回过神来，把钢笔收进抽屉。“有事？”
“下个月的检修计划，你看看。”老刘递过文件，目光扫过抽屉，“那笔……挺旧了。”
“嗯，”张承宗接过计划书，“用了很多年。”他没再说别的，开始逐行审阅文件，用红铅笔标注修改意见。
一九五零年春天，电厂要扩建新机组。苏联专家带来了一套最新的图纸，但有些关键参数和国内设备对不上。争论了三天，方案卡住了。
张承宗把自己关在资料室两天，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德文、英文技术手册。第三天早上，他拿着重新计算的手稿走进会议室，对苏联专家说：“您看这里，如果调整变压器匝数比，用我们现有的高压开关，可以兼容。”
他一项项解释演算过程，声音平稳清晰。苏联专家看着纸上工整的公式和图形，最终点了头：“你说得对。就按这个方案。”
新机组顺利投产那天，全市用电负荷创了新高。庆祝会上，工人们推他上台讲话。他只说了三句：“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把技术学到手，这座城市的灯就不会灭。谢谢大家。”
他鞠了一躬，台下掌声雷动。
散会后，他一个人走回小屋。夜色里，整座城市灯火通明。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晾在窗外的工装，发出轻微的扑打声。
他进屋，拉开抽屉，拿出那支旧钢笔，在当天的工作日志最后一行写下：“新机组运行稳定，未发现异常。”
写完，他拧紧笔帽，放进抽屉最深处，啪嗒一声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