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的 115 天，数万红军从绝境杀出。
带领队伍走出危局的这位领导者，为何还要背负着巨大的质疑继续前行？ 这段时间，红军连续机动、长途行军，不少官兵不理解迂回作战的战略意图，产生了困惑与不同意见。一边要应对外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要统一内部思想，他在重重压力下指挥红军完成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直至会理会议统一全军认识。


1935年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提出一项建议：暂停北渡长江，将红军集中到扎西一带整编，重新寻找立足之地。当天，中央调整军事部署，决定放弃眼前难以实现的渡江计划，转向川滇黔边寻找战机。

三个多月后，中央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另一封信却要求把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写信的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前一次军事建议得到中央采纳，这一次却引发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毛主席刚刚带领红军摆脱围堵，军事指挥权却再次受到质疑。

遵义会议于1月17日结束时，中央红军经过湘江战役等严重损失，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及川、滇、黔各路部队，企图堵住红军的出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承担军事决策的最后责任。

原定方案是从川南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附近同川军激战，由于低估敌军兵力和增援速度，未能实现预定歼敌目标。

次日，中央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川军沿长江布防，后续部队继续逼近，北渡长江的机会越来越小。

2月7日，彭德怀、杨尚昆提出调整军事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得到采纳。中央决定暂缓渡江，红军向扎西地区集中整编。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向全体指战员发出文告，解释部队为何时而向东、时而向西，不断更换行军道路，要求在有利条件下歼敌，避免没有把握的硬拼。

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突然回师黔北，夺取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击败吴奇伟等部。这是长征开始以来一次重大胜利。随后，中央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红军重新获得了主动寻找战机的机会。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建议进攻打鼓新场，多位中央负责人赞成。毛主席却认为守敌能够依托阵地坚持，附近国民党军又可能赶来增援，贸然攻击容易使红军再次陷入包围。会议表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甚至一度撤销了他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
毛主席随后找到周恩来，要求暂缓发布进攻命令。两人重新商议敌情，周恩来同意再作讨论。经过重新研究，中央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3月12日，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负责处理紧迫军事行动。

此前，重大作战问题经常需要召集多人讨论，战场情况却可能在会议期间发生变化。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后，毛主席能够更直接地参与行军方向和作战部署的决定，周恩来仍承担重要军事指挥责任，各军团按照中央军委命令行动。

指挥机构刚刚调整，战场又出现挫折。3月15日，中央红军进攻鲁班场，未能达到预期目的，随即转移。随后部队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运动。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可能北渡长江，将大批追堵部队调往川南。
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却突然东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红军主力随后向南推进，红九军团则奉命留在乌江北岸，制造主力仍在当地活动的态势，牵制追兵。罗炳辉等率领红九军团继续独立转战，4月4日在老木孔击败黔军，掩护主力脱离乌江以北的围堵。

蒋介石虽然要求各路国民党军统一行动，却还要依靠川军、滇军、黔军等地方部队。地方将领既要拦截红军，也担心南京中央军借追击扩大对本省的控制。红军改变行军方向后，各路追兵不断调整部署，彼此之间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合围。

到5月上旬，中央纵队和主力各军团陆续抵达金沙江北岸。国民党军主力仍在南岸追赶，蒋介石原先部署的围堵已经失去作用。红军通过连续机动争取到渡江机会，又通过夺取渡口和组织运输，把数万人的转移变成了实际成果。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铁厂村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总结此前机动作战，批评调整前敌指挥的建议。周恩来、朱德支持继续执行现行军事方针。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越过大渡河，争取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安排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开路。

会理城此时尚未攻克。红三军团和干部团此前数次进攻，未能突破守军防御。5月14日夜，军委决定次日撤出会理，向西昌方向前进。已经脱离国民党军主力围堵的中央红军，没有继续把兵力消耗在城墙下面。

5月15日，中央红军开始按新的部署撤离会理。

此前参与军事争论的军团负责人仍在各自岗位执行命令。5月24日，先头部队抵达安顺场，面对横在前方的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又开始组织下一次抢渡行动。会理会议确定的北进方向，已经变成前锋部队向大渡河推进的行军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