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正在开会，特务突然闯了进来问:谁是鲁迅？鲁迅淡淡的说，我们这里没人叫鲁迅。特务说，你叫什么？鲁迅说，我叫周树人，于是特务悻悻的走了。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鲁迅诞辰｜应当是一个追寻的人、挣扎的人、寂寞的人）

1945年西安那场追悼会，闹了个笑话。

警察局长带人一头撞进去，开口就是“追悼鲁先生”，台下学生哄地笑成一片。

有人连人家姓甚名谁都没闹明白，也敢跑来砸场子，三两句就被轰了出去。

那个年代，鲁迅名字多到成了护身符，光是笔名就有180多个，像撒出去的烟幕弹，让那些吃官饭的人常常扑空。

早在1933年，上海一间会场里就上演过一出相似的戏。

特务推门便问谁是鲁迅，角落里一位留短须的中年人搁下茶杯，说自己叫周树人。

来人翻着拘捕令反复打量，眼前这人跟通缉照上那副气势对不上，只好悻悻而去。

周树人这个本名是鲁迅最日常的盾牌，用来应付盘查，而鲁迅这个笔名，才是他真正出刀的锋刃。

他住进山阴路大陆新村那会儿，特意把书房叫做且介亭，从“租界”二字里各拆一半。

房子挂的是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处在华界与租界交界的灰色地带，警察不能随意伸手。

内山书店成了他的避风港，信件、会面、藏身都在那里周转。

1932年枪炮声打碎上海的夜，子弹穿过书桌旁的墙壁。

他带着十来口人蜷在书店三楼，窗户用棉被捂着，只听见外头巡逻的脚步一阵阵响过。

那种日子谈不上安逸，但他照样铺开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明处靶子好躲，冷箭最难防。

鲁迅学生里出过一个荆有麟，当年从山西跑来投奔时不过21岁.

鲁迅替他谋差事、荐编辑，1926年避难期间，把老母亲托付给他照看，递过去50块大洋，那是真当家里人。

可这个人慢慢走到对面去了，他混进南京机关，进了特务训练班，干起密报的营生。

还在郭沫若身边当过秘书，把文人们的动静一条条往上递。

国民党退到台湾前，他被封了个少将潜伏站长的头衔。

南京解放没多久，他在一场文艺会演后台被铐走，几年后吃了枪子。

鲁迅病重时候，这人带着女儿来过，鲁迅没见，病床上的人大约早嗅出了什么，只是懒得点破。

更早的疼，是1931年龙华那一夜。

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五个青年作家开会时被出卖，押到深夜的刑场，枪声一响，青春全部交代在荒地里。

柔石跟鲁迅住得近，常来走动，鲁迅避难听到消息，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

过了两年，他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把五个人名字、时间、地点全摆出来，等于在审查的刀口上走了一遭。

稿子写完没敢走常路，托人悄悄搁在杂志编辑桌上，编辑拿到手，反复端详了好几天，确认没犯忌才放行。

1933年也是鲁迅跟瞿秋白走得最近的年份。

瞿秋白处境艰难，鲁迅帮他租下隔壁弄堂的亭子间，还捧一盆花过去，墙上挂起一副对联，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没有收入来源，鲁迅请他编自己的杂感选集，付下一笔编辑费，又拿自己的笔名帮他的译作换稿费。

两人隔三差五碰面，偶尔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分不清是谁的手笔，索性共用鲁迅的笔名发出去。

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害，鲁迅病中硬撑着替他编书，直到自己生命末尾才收工。

后来方志敏在狱里写密信，通过内山书店转到鲁迅手上。

鲁迅一边替他转交组织，一边劝他趁着还有口气，把想对党说的话写下来。

方志敏听了，在铁窗底下写出了《可爱的中国》，那些字句留下来，成了比子弹还硬的东西。

蒋介石那头也不是没动过拉拢的心思。

有人告发周豫才就是鲁迅，蒋没拍桌子抓人，反倒递话过来说仰慕已久，想见一面，只要鲁迅肯去日本住段时间，通缉令可以撤，职位照旧。

鲁迅没接这个茬，年底，他那个挂名职务就没了，但他心里亮堂，低头换不来笔尖的自由，该写的照样写，该骂的照样骂。

他那支笔，一辈子都在跟检查官捉迷藏。

稿子常被删得七零八落，他就先自己删一道，把最狠的话裹在字缝里带出去。

这活法苦，可他没松过手。

1936年10月19日清早，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闭上眼，案头日历再没翻过。

通缉令还挂在他名头上，人已经用不着躲了。

他留下那么多篇什，像提前埋好的火种，足够照亮很久。

名字是挡箭的牌，笔是开路的刀，他这辈子两手都没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