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王亚樵来到上海后做起了码头工人。这天，看到一艘轮船靠岸后，他就上前替旅客提箱子走出来，刚接过客人的钱。几个粗壮的汉子上来了：“小赤佬，敢从老子的碗里抢肉吃，找死啊！”

1913年深秋的上海十六铺码头，江风裹着潮气刮在人脸上生疼，几个衣衫褴褛的安徽汉子刚替旅客搬完箱子，攥着还没捂热的铜板，就被七八个膀大腰圆的地头蛇堵在了墙角，“小赤佬，敢抢老子的地盘，活腻了，”领头的汉子吐掉烟蒂，伸手就要抢钱。

没人能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码头斗殴，会催生出日后震动整个上海滩的“斧头党”，更没人想到，领头那个看似文弱的年轻人王亚樵，会在十几年后成为让蒋介石、杜月笙都头疼的“民国第一杀手”。

其实王亚樵并不是天生的草莽混混，1913年的王亚樵，根本不是来上海讨生活的普通农民，而是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革命党人，此前他在安徽参加二次革命，兵败后被迫流亡，带着几个弟兄隐姓埋名躲进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初到上海的王亚樵一行人，最先想到的是同乡会馆，在旧时代的上海滩，同乡会馆就是外地人的“娘家”，按理该管吃住、帮找工作，是异乡人的靠山，可当他们找到日晖巷的安徽会馆时，馆长余诚格却连门都没让他们进透，撂下一句“没人担保，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安徽来的乱党”，就转身进了内堂。

这其实是清末民初会馆的普遍通病：主事的大多是有头有脸的乡绅官僚，只接待同阶层的同乡，底层劳工和落魄流亡者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也正是这碗冰冷的闭门羹，让王亚樵早早看清了所谓“同乡情谊”背后的阶层壁垒。

走投无路之下，这群流亡者只能去码头当搬运工，可当时的上海码头，早就被各路帮会势力划分得干干净净，外来人想插一脚混饭吃，比登天还难。

他们好不容易做成第一单生意，就引来了地头蛇的上门找茬，对方本以为这几个外乡人好欺负，没想到这群看着瘦弱的汉子，个个都有硬功夫，王亚樵自幼习武，身边的弟兄也多是革命军中下来的，实战经验远胜普通地痞流氓。

几下交手，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地头蛇就被摔得鼻青脸肿，领头的头目见硬的不行，立刻换了副笑脸，拉着王亚樵去茶楼喝茶，当场承诺按月送钱分利，只求他们别再插手码头的生意。

这场架打完，王亚樵的名号很快在上海的安徽劳工圈子里传开了，当时上海有十几万皖籍劳工，大多在码头、纱厂干最苦最累的活，还经常被帮会欺负、被老板克扣工钱，一直没人替他们出头，王亚樵这群人敢跟地头蛇硬碰硬，还打赢了，瞬间就成了皖籍劳工心里的“保护神”，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投奔。

就在队伍慢慢聚拢的时候，李鸿章的族孙李少川找到了王亚樵，李少川可不是单纯来欣赏英雄的，当时上海各派势力角力，皖籍名流需要一支能打能冲的民间队伍，帮他们争夺地盘和社会话语权，他一眼就看中了王亚樵的狠劲和号召力，当场留下一千块大洋和五十把雪亮的斧头，让他正式拉起一支队伍。

王亚樵心里清楚，光靠散兵游勇不行，得有统一的旗号和标志性的兵器，他召集了五十个精壮的安徽汉子，一人配发一把斧头，专门替同乡劳工出头、跟帮会谈判、讨工钱、争地盘，这五十把斧头每次出动，都带着一股不要命的狠劲，没过多久，“斧头党”的名号就传遍了上海滩，短短两三年斧头党就发展到上千人，成了上海底层社会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有了实力和声望，王亚樵第一个就找上了当年拒他于门外的安徽会馆，1916年，王亚樵得到革命党人柏文蔚的支持，名正言顺地提出要接管安徽会馆，改建成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专门接待和保护来上海谋生的安徽穷人。

此时的余诚格早就听说了斧头党的厉害，连忙陪着笑脸迎出门，早就忘了三年前把人赶出去的事，可王亚樵没跟他兜圈子，直接点破他把持会馆多年、只顾中饱私囊、不管同乡死活的老底。

眼看余诚格还想狡辩抵赖，王亚樵一个眼神，手下大汉立刻上前，一把揪住余诚格脑后那根长长的灰黄辫子，“咔嚓”一声齐根剪断，这一剪，剪的可不只是一条辫子，民国初年剪辫子是革命进步的标志，留辫子就是守旧派的象征。

余诚格抱着剪断的辫子当场哭晕，当天夜里就收拾行李逃回了安徽老家，第二天安徽会馆就换成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牌子。

很多人说起斧头党，只记得它的狠辣名号，却很少有人看懂它崛起的底层逻辑。王亚樵能在上海滩快速起家，靠的从来不是五十把斧头的威慑，而是精准踩中了民国初年上海的社会痛点：底层劳工没有权益保障，传统同乡组织脱离群众，在秩序崩坏的年代，普通人只能靠抱团取暖、以暴制暴求得生存。

王亚樵从一个被通缉的流亡者，变成上千人的领袖，本质上是顺应了底层同乡的生存需求，他不是天生的杀手，而是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被生存推着，一步步从码头工人走到了上海滩的风口浪尖，而这一段码头起家的经历，也为他后来刺杀汉奸、对抗强权的传奇人生，埋下了最早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