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时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你这种论调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时，不是张学良不抵抗，是整个国民政府全都不抵抗，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的，责任不在张学良，在国民政府！

那么国民党对九一八事变为什么采取不抵抗呢？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时，国民政府以为这只是个偶发事件，以为自己只要不做过激反应，就不会让事态扩大。

在这方面是有先例的，国民政府1928年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就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虽然一段时间里，中国山东的主权受到了侵害，也杀了很多人，但是也避免了事态的扩大，最终，日本还不得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撤回了军队。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刚一发生，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

“不要抵抗，力避冲突”，
也正是有过这样一种经验，他深信采取不抵抗的态度，就可以避免战争发生，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日本关东军其实是早有预谋的，就是要趁机夺取整个东北地区。


第二，国民党对国际干预充满幻想，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不会置国联的态度于不顾，而贸然行事。

这显然也和以前的经验有关。因为1922年华盛顿会议，就迫使日本放弃了，自1915年就攥到手中的，中国胶东半岛的特殊权益。

而中国东北又是英、美等列强格外关注的、坚持必须实行开放政策的地区，也就是大家谁都可以吃上一口肉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各国利益盘根错节，是个公共利益的地方，南京国民政府，自然相信国际社会绝不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置之不理。

因此事变一发生，南京政府马上就向国联提起控诉，要求国际干预。

国联也确实没有置之不理，通过了一些决议，并且组成了李顿调查团到中国来。

可实际的情况是，调查团来华调查后，所提交的报告书，没有能够保持一种公正的立场，而是顾虑到大国间关系，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为日本非法行为辩解的陈述方法。

既认为日本的行为不属于合法，又强调日军的行动带有一定的合法性；既承认东北三省是属于中国的，又强调日本在东北有特殊地位和特殊需要，和一切利益。

即便如此，日本也还是拒绝了接受。最后，当国联于1933年2月17日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将侵入中国东北的军队，撤回到以前铁路区域之内之后，日本枢密院干脆在3月27日作出决定：退出国联，不再接受国联的任何决议和约束。


第三，中国东北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半殖民状态，被日本、俄国据为各自势力的范围，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于东北的管控，属于名存实亡。

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取得中央政权，自身的巩固尚未完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关内的统一还遥不可及，难免会有丢车保帅的心态，幻想用牺牲东三省，换取汉地十八省的统一与巩固。

但没有料到日本人的胃口，并不仅仅在于一个东北三省这么简单，它还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把侵略的矛头伸到关内，占领全中国。


第四，国民党对日本军方充满幻想。这时的蒋介石，正在在试图与日本军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向日本陆军省购买大量军火，还正在研究合建兵工厂等众多事宜，而且更是签订了军事教育交流协议，聘请日本军官到国民党军队指导工作。

仅1930年一年中，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订了16份武器买卖协议，当年中国向日本购买一般武器的总金额接近600万两，占当年中国向外购买武器总金额的37.5%，比第二输入国德国多了183万两。

蒋介石自然认为，东北的情势只要不弄到开战的地步，日本军方就不会不顾，他与中国各方面的交易，更不会扩大事态。

没想到日本军方，丝毫没有因此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根本就没有瞧得起蒋介石，国民政府属于一厢情愿。


第五，想要保存军事实力，意图先安内后攘外。因为一年前，国民党地方势力“剿共”失利，国民党已经认定红军及其南方根据地，已成“肘腋之患”，故正式宣布“肃清匪共”为今后首要之急务。

九一八事变发生3个月前，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就已发出《为一致努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全党全国同仇敌忾，群策群力。蒋介石随即就任南昌党政委员会委员长，开始督师“剿共”。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因此，万宝山事件刚一发生，蒋介石就电告南京政府及张学良：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总之，在蒋介石看来，暂时对日忍痛含愤，逆来顺受，保存政府实力，达成关内的统一，比与强势的日本冒死一拼，导致玉石俱焚或玉碎瓦全，要划算得多，所以他向张学良和东北边防军下达了死命令：

“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如何进攻，坚决不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