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冬天，北京为彭德怀平反，有关部门请浦安修以彭德怀夫人身份出席追悼会。她去了却不肯挂这个头衔。有人问起，她只说我是浦安修，组织部的同志。自那以后，她给自己立下规矩：不借夫人名义办事，不动彭德怀的遗产，不为自己争半点特权。
这套规矩落在日子里就是清苦。组织按规格给她分一套七间房的新居，她摆手谢了，说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大，只要离学校近点、比原先稍大就成。
补发的工资、抚恤金，她一律登记造册，分送给彭家的侄辈。自己和彭德怀没生养，晚年陪在身边的，是大姐的孙子浦松。彭德怀留下的四万八千余元，她严格照遗嘱分：警卫员景希珍五千，侄女各六千七，余下的连同自己留的一万，多半捐给了湘潭乌石镇的学校。
最见心迹的是彭老总的自述。她抱着一摞摞笔记，奔走档案馆、老战友家，夜以继日核档案、批注。一九八一年书出版，四十余万元稿酬她一分未留，全以彭德怀名义捐给武乡师范。有人问，你们早离了婚，还这么上心。她淡淡一句：职责在身。
可职责之外，是绵长的悔。整理资料时她越发觉得，彭总做人伟大，高风亮节，肝胆照人。她记得彭总平日律己极严，她一病倒，那位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却细致入微地照料。
最痛的是一九六一年那只有三人在场的晚饭，彭老总把梨切成两半，说分梨便分离。她默默吃完那半只梨，从此再没见他。多年后她对着老友杨献珍泪如雨下：我错了，彭老总是对的，他坚决不吃梨是对的。
一九九一年春，她病危卧床，仍惦着彭老总传未完的三章。四月二十九日，杨尚昆来探望，她已气喘难言。这个把一生简朴与悔念都给了彭老总的女人，到最后一刻，想的还是替他写清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