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钟镇涛炒楼欠下两亿巨债、整个人快被逼到墙角时，张国荣的做法至今看都很绝。
他没从兜里掏出一叠现金砸过去，而是转身抓起电话，直接打给了制片人黄百鸣。
电话接通，他没提借钱，也没说救急，只提了一个要求：把原本定好的戏改了，多塞一个人进去。
那时候黄百鸣手头正准备拍贺岁片，片名原本叫《八星报喜》。
多加一个主演，整部戏的剧本都得重新切分，排期和预算全得跟着动。
黄百鸣在电话那头听完，手里的钢笔在排满名字的演职员表旁停了停，随后在纸页边缘空白处重重画了一道杠，硬生生添上了一个叫锤子哥的小角色。
电影的名字，也顺理成章变成了《九星报喜》。
没过几天，钟镇涛就接到了进组开工的通知。
片场里没有同情的眼神，没有围上来的长吁短叹，更没人当面提起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账单。
他的戏份其实很少，每天穿着戏服，跟黎姿在镜头前打打闹闹制造误会，对准麦克风合唱几句插曲，导演喊停，他就下场喝水休息。
戏演完了，账房按规矩核算，他走过去伸手签字，结结实实地领走属于自己的那份片酬。
直接塞钱是施舍，拿钱的人哪怕把头低到尘埃里，心里也留着一道疤；但把人拉进片场干活，却是给落难的人留足了脊梁骨。
悄悄改掉电影名字，把人拉回镜头前，不是救济你，而是找你来搭把手做工。
成年人跌进谷底的时候，体面往往比填饱肚子还要难保全。
如果换成是你走投无路，你是希望能有人直接把钱塞你手里，还是更想要这样一份能让自己站着把钱挣回来的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