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1930年11月上旬，身为挚友的李淑一动用了多方私人关系，终于获准进入牢房探视被捕多日的杨开慧。

此时的杨开慧刚经历了多次提审，身上多处带着审讯受创的痕迹，身形消瘦，但腰杆依然挺直。

看到自幼相识的同窗好友，李淑一快步走上前，隔着冰冷的木栅栏，劝杨开慧：暂时先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站在铁栅栏另一侧的杨开慧听完这番话，没有丝毫动摇，只是神色平静地摇了摇头。

她没有接受好友出于本能的救命建议，而是用给出了最终答复：“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润之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李淑一是革命先驱柳直荀的妻子，与杨开慧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时便是情同手足的同窗。

两人不仅是无话不谈的闺蜜，更是共同经历过大革命浪潮的进步知识女性。

在李淑一看来，这绝不是背叛信仰，而是一次纯粹为了活命的“妥协”。

当时杨开慧只有29岁，正值人生最好的年华。

更让常人难以割舍的，是家中三个尚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幼子：8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以及刚满3岁的毛岸龙。

在乱世兵荒马乱的环境里，一个母亲一旦不在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几乎等同于被推向绝境。

李淑一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世俗常人的最高理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敌人要求的仅仅是一纸登报声明，只要人能活着走出大牢回到孩子身边，往后风声过去，夫妻随时可以重新相聚。

这种权宜之计，在普通人眼中是代价最小的最优解。

然而，李淑一看到了人伦亲情的沉重，却未能完全看透敌人开出这个条件背后的政治算计。

抓捕杨开慧的湖南军阀何键，从来就不是一个大发慈悲的善人。

当时中央红军两次攻打长沙，重创何键的精锐主力，何键对红军恨之入骨。

1930年10月24日，何键派出清乡队潜入长沙县板仓，将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杨开慧及其长子毛岸英逮捕归案。

杨开慧入狱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反响极其剧烈。

杨开慧的父亲是已故著名教育家、北大教授杨昌济，在全国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章士钊、蔡元培等大批在南京政府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名流，纷纷联名致电何键，施加舆论压力要求保释放人。

南京当局为此专门致电何键，嘱咐其不可轻率行事，案件需缓刑处置。

面对外界强大的保释声浪，何键既找不到杨开慧公开武装暴动的直接实证，又迫切想要报复红军。

恰在此时，投降敌营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上一条攻心毒计：“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杀掉她只能制造一个烈士；如果能逼迫她公开自首，影响力胜过抓捕千万人。”

何键采纳了这条建议，声明：只要杨开慧亲笔签字，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与毛泽东解除婚姻关系的声明，当天便可无罪释放。

这个条件的本质，根本不是军阀在插手家事，而是一枚精心调制的政治炮弹。

一旦杨开慧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上落笔签字，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就会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头版头条连续刊登。

敌人会大肆渲染这是革命首领的至亲带头动摇、抛弃信仰的铁证，以此在政治上重创毛泽东的威信，在精神上瓦解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杨开慧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自己的名字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就会成为刺向远方丈夫与工农红军的一把淬毒尖刀。

她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深知自己的特殊身份，已经将个人生死与整场革命的大局死死捆绑在一起。

在铁窗之内，她每天承受着皮鞭、杠子和冷水浇头的严酷审讯，身体遭受极大折磨。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她将信仰的纯粹置于一切本能之上。

面对反动派执法处长李琼的轮番劝诱，面对好友李淑一的痛哭相劝，杨开慧关死了所有的退路。

她明确拒绝在任何悔过书和解约声明上签字，甚至在最后提审中向法官宣布：“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关于政治，我的生命早不计较！”

何键眼见攻心计划彻底破产，在极度恼怒之下撕下了所有伪装。

1930年11月14日下午，军阀宪兵用绳索将杨开慧绑赴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连开三枪将其杀害，年仅29岁。

牺牲前，杨开慧将8岁的毛岸英紧紧搂在怀里，叮嘱身边的保姆陈玉英：一定要把孩子带大，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在做最伟大的事。

消息传到江西中央苏区前线，正在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泽东极度悲痛，提笔致信杨家亲属，写下了椎心泣血的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57年，面对李淑一寄来的悼念词作，毛泽东满怀敬意写下了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起笔便是“我失骄杨君失柳”。

毛泽东后来向友人解释，之所以不用通常的“娇”，而用“骄傲”的“骄”，是因为“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