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找到毛主席说："要不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主席却说："干我是很想干，可是票不够嘛！"王稼祥："我给你拉拉选票去。"

这几句话，是后来当事人的回忆。但你知道那个"拉票"的人，是顶着什么样的身体走完长征的吗？
他肚子里，一直装着一块还没取出来的弹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这次撤离，不是有序的战略转移，更像是一次仓皇出走。

博古和李德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两个人犯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用了一句话概括："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说得直白一点：该打的时候不打，该守的时候守不住，该跑的时候跑不掉。

撤离的时候，他们又搞了个"大搬家"——把苏区里所有能带的东西全带上，印刷机、兵工厂设备、各类档案……部队扛着这些笨重家当，彭德怀骂这叫"抬棺材走路"，刘伯承叫它"抬轿子行军"。

一支最需要轻装快走、灵活机动的部队，被自己人压成了一支泥腿子搬家队。

这种走法，出发时8.6万余人，走到贵州时，只剩下3万多人。

人员损失过半的那一刀，发生在湘江。

蒋介石早就布好了口袋阵——调动了近30万军队，等着红军渡江。博古、李德明明已经拿到了情报，仍然行动迟缓。就这样，因为"大搬家"拖累速度，原本不到80公里的路整整走了四天，把最宝贵的渡江窗口活生生耗光了。

12月1日，蒋介石合围部队从南北两翼同时压下来，红军殿后的阵线被打到了绝境。那一天，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发出电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数万红军将士就是在那一天，用人命硬生生把中央纵队送过了湘江。

渡江之后，才发现人少了一半。

红军里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长征队伍里有一个特殊的人，坐在担架上一路走——王稼祥。

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三十二岁。一年多前，他在江西苏区遭到敌机轰炸，腹部被弹片穿透，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熬过了八小时手术，但弹片没能完全取出，只能带着它继续活着。长征开始，他就这样腹部挂着引流管、坐在担架上出发。

毛泽东那段时期也失去了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被安排随中央纵队行军。他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每天在担架边、篝火旁交谈。

就是这段行军途中的朝夕相处，为后来遵义会议的结果打下了基础。

张闻天后来自己说过："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湘江惨败之后，队伍进入贵州。

有一天，张闻天和王稼祥走进一片橘林休息。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最后的目标究竟定在哪儿？"

张闻天叹了一口气，说："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

王稼祥当晚就打电话给彭德怀，又找到毛泽东，前后联络了多位将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消息传开之后，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毛泽东跟王稼祥有一段对话，说自己很想出来干，但"票不够"，王稼祥说"我给你拉拉选票去"。

这个说法见于后来的口述回忆材料，不是正式文件里的记载，但它描述的那层意思是真实的——遵义会议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一批人在战场失败的压力下，主动推动的一次政治转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

地点是一幢两层小楼，会议室并不大。二十多人坐在里面，有政治局委员，有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

第一天，博古先作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大部分归于客观因素，说得轻巧。

这点当着所有人的面，引发了强烈反弹。

周恩来随后作副报告，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明确指出军事指挥上有严重错误。这个姿态，为后来多数人表态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张闻天作了一篇系统批判"左"倾错误的报告，逻辑严谨，措辞激烈，逐条拆解博古、李德的问题。

然后是毛泽东，他讲了很长时间。他说，拿阵地战对付蒋介石，就好像"一个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人家是什么家底，我们是什么家底，这账难道没法算吗？

毛泽东发言完，王稼祥随即起身，旗帜鲜明地支持，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最后，陈云后来写下了当时的情形："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所作的主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主要信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