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北京的深夜，一个男人悄悄敲响了邻居的门。

他说了句"要走了"，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这个人叫李景均，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中国群体遗传学的开创者。

他没有打招呼，没有欢送会，带着妻儿悄悄出了城，一路南下，去了香港。

他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这是他第二次从香港出走——但第一次，是被逼进来的。

1941年，李景均在康奈尔大学拿了遗传学博士学位。按理说，留在美国前途一片光明。他偏不，带着新婚的美籍华裔妻子克拉拉，买了轮船票，打算回国。

中途停靠香港，结果踩上了历史的地雷。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投降，整座城市被日本人接管。他们夫妻被困在香港将近两个月。身上只有旅行支票，没有人肯兑换，一分硬币都换不出来。

多年后，李景均回忆那段日子，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后来是朋友帮了他们。两个人换上农民的衣裳，绕开日军驻地，从九龙步行出城，穿到广东惠阳，这才回到了战火里的祖国。

回国第二年，他们刚出生的第一个儿子，在一次日军空袭中患痢疾，死在了他的怀里。

日子苦，但他留下来了。

他相信，这个国家会好起来的。

战后，李景均辗转几所大学，1946年被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俞大绂教授延揽，出任农艺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站站长。

那一年，他34岁，是整个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

他在北大教三门课：遗传学、生物统计、田间设计。1948年，他用英文写成的《群体遗传学导论》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是全球第一本群体遗传学大学教科书。这本书后来在美国多次翻印，近半个世纪里都是该领域最权威的参考书之一。

当时中国生物学界有句话，叫"南谈北李"——南边是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北边就是北大的李景均，并称两大遗传学重镇。

1949年大陆易帜前夕，李景均没有走。他留下来，等待新中国。

他那时还相信，科学不分政治，只要能做研究，在哪里都一样。

但事情很快就不对了。

1949年上半年，一位名叫乐天宇的学者来北大农学院讲座，大力鼓吹苏联流行的"米丘林遗传学"，把摩尔根遗传学批得一文不值。李景均当场在全院师生大会上站起来，公开批评这场讲座"不科学"、"错误"。

这是他和乐天宇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同年9月，北大、清华与华北大学三校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党总支书记。

接下来的事，几乎是照搬苏联的剧本。

"米丘林遗传学"被定为全校必修，李景均教的摩尔根遗传学先改选修，再责令停开——理由是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接着，生物统计和田间设计也被停了。

李景均在北大的全部三门课，就此归零。

1949年到1950年那个冬天，李景均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处境越来越难。

他被要求公开检讨，承认摩尔根遗传学是"反动科学"。他拒绝了。

历史学者记录，当时整个中国，能顶住政治压力、公开坚持摩尔根遗传学的，只有两个人——南边的谈家桢，北边的李景均。

但坚持是有代价的。他预见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没有犹豫太久。

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叩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说了声"要走了"。林传光竭力劝阻，他心意已决。

他带着妻子克拉拉和孩子，秘密离开北京，南下抵达香港。

这是他第二次在香港滞留，但这一次，他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1950年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李景均一家落脚这里，但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有效证件，连去美国的签证都申请不了，更别说其他地方。

眼看就要困死在这个中间地带。

但这个名字，在世界遗传学界还是有分量的。

他在香港给美国的学界朋友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摩尔根遗传学在大陆遭受打压的实情，以及自己希望在美国寻得教职的愿望。这封信辗转被转给了《遗传杂志》编委会，1950年6月正式刊发。
消息就这样传了出去。

看到这封信的人里，有一位赫尔曼·穆勒——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最顶尖的遗传学家之一。

穆勒没有观望，亲自提笔给美国国务院写信，为李景均一家人担保，请求帮助解决签证问题。之后，他不嫌麻烦，专程飞往香港，当面协助处理了一家人的入境手续。

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船离开维多利亚港时，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香港的海岸线慢慢缩小，消失在海平线里。

他在香港等了十四个月。

【主要信源】
维基百科"C. C. Li"英文条目（引用学术数据库及匹兹堡大学校史资料）
百度百科"李景均"条目（引用《群体遗传学导论》出版记录及任职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