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把民国文坛几乎所有人都批过一遍。

王国维的诗？他说格调不高。鲁迅的翻译路子？他说走错了。林语堂、徐志摩那些人，他从来没给过好脸色。这还不算，连自己的亲爹，他当着学生的面照批不误，说我爹这不行、那也不对。

这人就是钱锺书。

1929年，他顶着"怪才"的名号考进清华，数学只考了十五分。按规矩，一门不及格就不录取。但校长罗家伦看到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特优，大笔一挥，破格放人进来了。

就这么一个连数学都懒得学的人，后来写了一部《管锥编》，引了几十种语言的原典，把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看了个通透。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他那些让人又服气又火大的评价，究竟说没说错？

1910年，钱锺书生于江苏无锡，父亲钱基博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学者。

他父亲在信里语重心长地写过一句话："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言下之意，别学那些搞新文学的，要走厚重正统的路。

钱锺书听进去了多少？看行事风格，大概就是——嗯，记住了，然后自己决定怎么走。

进了清华，他立下一个志愿：横扫清华图书馆。同班同学甘毓津后来回忆，他起劲儿的时候图书馆的书逐排横扫，还喜欢用粗铅笔画竖线，标出重要段落——后来的同学专门借他看过的书，找那些画了线的地方读，又快又省力。

牛津那几年，他给自己换了个外号——"东方蠹虫"，要把博德利图书馆啃个遍。杨绛回忆，他把深奥的哲学、美学大部头，像小孩吃零食一样一本本吃完，厚得抬不动的字典、百科全书，也摸着逐条细读。

他不是在背知识点，他是在喂自己，喂到能长出一套自己的眼光为止。

养出了这双眼睛，他看什么都带着一股劲儿——不行就是不行，说出来不绕弯。

先说他爹的事。

钱基博那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在学界是有声望的。但钱锺书教书那些年，当着学生的面，会直接说：我父亲这本书，这里写错了，那里也不对。

学生们都愣了。但钱锺书的逻辑很简单——学问是学问，爹是爹，这是两件事。研究者谢泳说，他这不是出于私怨，而是一贯的"史家意识"，生平极少因私人关系左右学术判断。

再说徐志摩。

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藏在《围城》里——有讽刺意味，有保留，肯定中带着否定。他父亲那本书里早就有个判断打底，说徐志摩"喜堆砌，讲节奏"，诗哲之名是有的，但"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钱锺书大体上跟这个判断在一个层面，不过他表达得更含蓄，用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影射，不正面开骂。

那林语堂呢？

也没给什么好脸色，更多是冷淡。

倒是鲁迅，这里面最有意思。

有人说钱锺书对鲁迅嗤之以鼻，这说法流传很广，但准确吗？

先说有证可查的那条线。

鲁迅有一次看到钱基博的评论，说他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鲁迅只说了一句："确实如人所说，独具只眼，无话可说。"——言下之意，你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

钱锺书知道这件事。此后在公开写作里，他但凡不得不提周家兄弟，提的是"周启明"（周作人），连鲁迅的名字都不正面写。

这里有意气，也有学术层面真实的分歧。钱锺书对鲁迅倡导的"直译"是有异议的，他欣赏"化译"路子，认为光死扣原文、读起来像外国人说话，是走错了。两套文学观，路子不同。

1981年底，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社科院出了一本鲁迅传记。钱锺书看完，在给香港友人李国强的信里写道："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

鲁迅的原配朱安，在鲁迅与许广平结合后，独自跟着婆婆生活了几十年，一直到老。钱锺书觉得，传记把这一段抹掉了，这是在替人遮掩，不是在写真实的人。

他对这件事的不满，是对历史书写本身的不满。

这个角度，倒是和鲁迅本人那股子"说真话"的劲儿，隐隐有几分相通。

说到陈寅恪和钱锺书的关系，一般人的印象是"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

这话不准确，但也不是无中生有。

两人在学界的名声，都是那种"你不服不行"的级别。陈寅恪主攻史学，以诗证史，文史打通；钱锺书主攻文学，中西会通，被称为"文化昆仑"。

分歧在方法。

陈寅恪做学问，喜欢用历史考据去解释文学，认为一首诗背后是史料，史料第一位。钱锺书不认可，他1978年在意大利的学术会议上，不点名地说：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考据，考据不能喧宾夺主，不能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在场的人都清楚他说的是谁。

他私下里的态度，在汪荣祖《槐聚心史》里有记录。1981年拜访钱锺书时，钱说：陈先生学问之博实，无可质疑，然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是否有缺失，自有公论，不容曲笔。

批评，但克制，也公正。

【主要信源】
中国新闻网：《数学15分也考入清华——民国破格录取的才子》，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