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霍英东送给志愿军的货物被海盗劫持，他自己也被海盗用枪顶头，霍英东的呼吸仿佛都停滞了，生死一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1950年，一艘装着钢管的货船在海上被海盗截住。枪口顶在霍英东头上时，他没有硬顶，也没有急着求饶，而是提出了一个看似冒险的要求，让我跟你们老大谈谈。

海盗头子大天二从船舱里走出来，腰间别着两把左轮。霍英东盯着他说，这批钢管不是普通货物，是修鸭绿江大桥用的，北边零下四十度，志愿军缺桥补给，伤员还在江边挨冻。

对方并不买账，谁给钱，谁就是老天爷。可霍英东很快发现，大天二握枪的手松了一下。

这就给了他继续谈的机会。霍英东没有再讲大道理，而是换了一种说法，港英当局和美国人正在查这批货，海盗就算抢到手，也未必能顺利出货，真要因为这批钢材和志愿军结下死仇，以后在内地沿海做生意也会麻烦。

他的条件也很具体，钢管可以留下十根，剩下的让船运走，以后海盗在这条水路上的生意，他帮忙打点关系。

僵持几分钟后，大天二挥了挥手，留下十根，剩下的滚。

货船重新起航时，天已经快亮了。直到站在船头，霍英东才感觉到后背的冷汗慢慢流下来。

这场海盗劫船，让他明白了一件事，胆量只能帮人撑过一关，真正想把货送到目的地，还得靠船、路线和一整套办法。

回到香港后，他马上找南光公司的人商量。前线已经断钢材半个月，时间不等人，他把修船厂全部积蓄投进船队改造，请来两名懂军舰设计的老师傅，对三条货船动手。

船底加装双层夹板，中间留出空仓，用来藏货。甲板上堆渔网和臭鱼桶，远远看去就是普通渔船。更关键的是，船上的发动机换成了美军登陆艇使用的同款柴油机，速度比普通货船快一倍。

为什么要改得这么彻底？因为在当时的海上运输里，货物一旦被发现，船慢一步，可能就是船毁人亡。藏货能躲过第一次搜查，速度则决定能不能甩开追船。

霍英东还联系了几个澳门渔民。这些人熟悉海况，也会潜水，必要时可以在水下转运货物。钢材能沉入浅海，药品却不能用同样办法运输，后面的青霉素运输，才是真正难办的一关。

一个月后，第二次运钢材开始了。霍英东亲自押船，三条船分开航行，约定在桂山岛西南汇合。半夜，海警巡逻艇果然出现，探照灯从海面扫过来，船员立刻把货舱里的钢材推入事先做好的滑道。

钢材沉进浅海，渔网随即撒下去，盖住入水位置。海警登船搜了很久，看到的只有几筐发臭的鱿鱼。

巡逻艇离开后，霍英东放出信号灯。等候在附近的渔民潜水员摸着绳索下水，用浮筒把钢材一捆捆吊上另外两条接应船。天亮前，三船完成转移，继续向北。

这种操作后来重复了上百次。船队有时伪装成捕鱼船，有时冒充运煤船，遇到盘查就沉货，等危险过去再把货捞起来。

这是不是每次都能顺利过关？当然不是。

有一次，国民党残部的炮艇追了他们整整二十海里，子弹把舵轮打坏。还有一次，伶仃洋突然遇上台风，两条船差点翻掉。货物能不能送到，常常不是看计划写得多细，而是看船员能不能在意外出现时迅速换办法。

1951年冬天，前线急需青霉素。钢材沉入海底后还能打捞，药品却怕潮，泡了水就可能全部报废。霍英东想了三天，最后决定把药瓶封进铁皮箱，外面包上油布，再把箱子绑在船体外侧、吃水线以下。

这条路走了四天三夜。船员得长时间趴在船边检查绳索，寒风和海水反复打在身上，有人的手指冻得发紫。船抵达后，四千支青霉素一支没有进水，全部送到了野战医院。

钢管运输和药品运输，难点并不一样。前者拼的是隐藏、速度和接应，后者还要解决防潮和固定问题。霍英东做的不是一次简单押运，而是根据货物特点，不断更换方法。

那几年，香港海上贸易本就处在复杂环境里，战略物资更容易受到盘查和限制。普通商船想靠一条固定航线反复通行，风险只会越来越高，霍英东的船队也正是在一次次改船、换线和临时转运中，逐渐摸出一套办法。

他后来常说，那三年把一辈子的惊险都经历完了。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继续？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有船，也认得路，知道前线需要什么。既然有人要做，那就自己去做。

从海盗枪口下留下十根钢管，到四天三夜护住四千支青霉素，霍英东面对的从来不只是一次次追捕，更是如何把一批货真正送到需要它的人手里。

独胆冒险只能换来偶然成功，敢于改变船队、组织人员、设计路线，才让这条海上通道能够一次次继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