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杀熟最高罚10倍，但你得先证明“同一间房，你比朋友贵了211块”？
平台说这是随机优惠，库存波动，不同账号领了不同券，消费者可能拿不出反证。

广东10月1日起施行新规，大数据杀熟最高可罚违法所得10倍。可就在条例通过前，某头部平台刚吃了一张51.79亿的罚单，罚单里却没提“大数据杀熟”。
罚则有了，可你打开App，同一间酒店你的价格可能是2910，而朋友的2699，差了211块。你知道有价格有差异，但你证明不了这个差异来自“杀熟”。
广东的罚则条例第十二条，不得基于支付意愿，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算法对同一商品在同等条件下设置不同价格。
第五十九条把罚款拉到违法所得的一倍到十倍，没有违法所得的也要罚五十万以下。法律文本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法律文本之外的那条通道上。
消费者要走进这条通道，第一步就卡住了。广东新规最大的贡献是把“杀熟”从道德指责拽进了处罚清单，但一个人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价格差异，凭什么被承认为证据？

携程那张51.79亿的罚单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的处罚决定指向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罚单可以靠市场份额，排他协议，平台规则来认定，杀熟却要求监管者和消费者一起计算。
举证难的原因不在消费者不够聪明，而在证据的分布不均衡。
消费者手里只有一部手机和一个价格数字，平台手里握着用户画像，定价参数，优惠券发放日志。律师给出的建议是用两部手机同时录屏，把老账号和新账号的价格差异拍下来。
一个人要在每一次订房，打车，点外卖之前都准备好第二部手机和第二个账号，才勉强够得着诉讼的门槛。

更关键的是，录屏能证明价格不同，却证明不了不同来自算法歧视。平台只要说这是随机优惠券，法官就很难仅凭一段录屏推翻。
2026年9月最高法发布的涉人工智能纠纷意见，把算法透明度纳入了过错判断，第10条明确将算法不合理差别待遇纳入侵权责任框架。有律师解读认为，新规在举证责任上出现了转移的信号，消费者提供初步证据后，平台须就价格差异的正当性作出说明。
方向是对的，但该意见属于“法发”文件，法官可以在说理中参考，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援引。第一个真正援引它，把举证负担往平台一侧推的判例还没有出现。

杀熟治理的下一程，比拼的不是罚款上限还能抬多高，而是谁先解决举证问题。
算法备案制度已经在运行，累计备案的算法数量以千计，但这些备案信息至今没有转化为普通消费者个案维权中可调取，可质证的材料。
如果备案只服务于行政监管的，不进法院的证据，那它对于那个发现贵了211块的人来说就毫无意义。接下来要关注的，是第一个把平台叫到法庭上，要求它解释“为什么这个人看到这个价”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