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名将范绍增在解放后召集七位妻子，现在实行一夫一妻了，七个当中，只能留一个，年轻貌美的七姨太以为会留下她，没想到，范绍增的选择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49年12月，川军将领范绍增在四川渠县率部起义。此后，他不仅告别了旧军队，也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的家庭关系。
这位绰号“范哈儿”的四川将领，早年出身袍哥，后来掌握军权，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副军长、第88军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部参加对日作战，为民族抗战作出过贡献。但生活中的范绍增，依然保留着旧式军阀的习气，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妻妾众多。
民间曾传言，他拥有四十多个姨太太，甚至连著名游泳运动员杨秀琼也被算了进去。
2015年11月，《重庆晨报》采访范绍增的女婿王继光。王继光明确否认这些传闻，表示范绍增的妻妾人数没有超过七人，杨秀琼只是范家的熟人。
七位妻妾的说法，在范家后人和旧部家属的回忆中也能找到依据。
其中包括张绍芬、叶绍芳、赵蕴华、何淑兰、何蜀熙等人。至于原配陈文兰的经历，不同口述材料存在出入，尚不能完全确定。
1949年12月，范绍增起义后，开始着手处理家中原有的妻妾关系。
据其旧部后人的回忆，他曾召集家属商议分家，准备分配家产，让各房自行安排今后的生活。
但流传甚广的“七姨太盛装赴会”“原配当场胜出”等情节，缺乏可靠记录，不宜当成真实发生的场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婚姻法》尚未颁布时，范绍增就已经起义。因此，所谓他在1949年拿着新颁布的《婚姻法》宣布决定，时间上根本对不上。
1950年4月13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获得通过，5月1日起施行。
这部法律共8章27条，明确实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禁止重婚和纳妾，同时保障妇女、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于范绍增这样的旧式军人，过去被视为身份象征的妻妾制度，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法律依据。
那么，他最终与谁共同生活？
答案不是传闻中的原配陈文兰，而是叶绍芳。
2015年，王继光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范绍增后来保留的婚姻关系是与叶绍芳的关系，其他妻妾陆续离开。
另有范家后人与旧部家属的回忆提到，叶绍芳曾在四川生活，后来前往河南郑州，与范绍增团聚。
关于她赴郑州的具体年份，不同材料记载并不一致，但叶绍芳陪伴范绍增度过晚年，有家属采访和夫妻合影作为佐证。
至于原配陈文兰，有资料称她长期留在四川大竹照顾家务，也有家属口述称范绍增早年的陈姓妻子二十多岁便去世。两种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不能据此编造范绍增“舍美留糟糠”的故事。
事实上，这段往事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是范绍增选中了哪一位女性，而是旧式家庭关系开始受到新法律约束。
1950年6月，关于旧有重婚、纳妾关系的处理原则已经明确：一般不主动干涉，但女方提出离婚或其他合法要求时，应当依法处理。
这意味着，婚姻制度改革并非简单地让男子决定谁走谁留，而是要逐步保障妇女独立选择婚姻的权利。
1953年3月，全国开展婚姻法宣传贯彻活动。上海党史资料记载，这场活动使约1.4亿成年人受到教育，占当时全国成年人口的43.2%。
从城市到乡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观念。
范绍增后来担任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逐渐远离过去的军旅生活。
1977年3月5日，他在郑州病逝，享年83岁。叶绍芳陪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
回顾范绍增的一生，既有抗日战场上的经历，也有旧社会留下的种种生活习惯。历史评价不能因为前者就回避后者，也不必为了猎奇而添加不存在的情节。
真正值得记住的是，过去依附权势维系的妻妾制度，终于在新中国的法律建设中走向终结。
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只是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更意味着普通女性开始获得法律赋予的婚姻自主权。
这比任何一场所谓的“七妻争宠”，都更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