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期拒绝承认自身有产业政策——"政府不能挑选赢家"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信条。但实际上，美国的产业政策规模不小，只是穿着别的外衣：国防采购催生了半导体产业的早期市场，DARPA资助了互联网的前身；研发税收抵扣自1981年以来一直存在，针对科技创业的定向减税；NIH每年预算超400亿美元，联邦资助的大学研究产生大量突破性技术；专利制度和FDA审批为制药企业构建了巨大的竞争壁垒。

以上这些工具都是间接的、碎片化的。美国政府不制定五年规划，不设定国产化率目标，不指定哪家企业做哪个行业。即使是2022年以后，美国为应对中美贸易战而推出的《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清洁能源补贴法案），补贴仍然只覆盖建厂成本的一部分，企业仍然需要在市场上自负盈亏。

在贸易政策上，19世纪的美国是高关税国家，二战后才转向自由贸易体系的主导者。但即使在自由贸易时代，美国也经常使用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301条款"来保护特定行业。2018年以来的对华关税和出口管制（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的实体清单和技术出口限制）标志着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重大转向。

欧盟对产业政策的制度约束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强的。《欧盟运作条约》（TFEU）第107条原则上禁止成员国对本国企业进行定向扶持，理由很直接：如果允许一个成员国补贴本国企业，其他成员国必然跟进，很快就会爆发补贴军备竞赛，最终瓦解单一市场。

但欧盟也有共同推动的产业政策：空客是四国政府联合出资扶持，用二十多年成长为波音的对手；农业补贴（CAP）长期占欧盟总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2022年美国《芯片法案》出台后，欧盟的妥协是只在绿色产业和半导体领域允许额外补贴，且须经欧盟委员会审批。欧盟的逻辑是：即使决定干预，也要走审批程序、讲规则、有边界。

在规划与行政指令层面，中国有五年规划体系，每五年对产业方向做一次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中国制造2025"规定了具体行业的国产化率目标（如芯片自给率70%）。

相比于韩国在重化工运动中指定的行业产量和出口目标，中国的规划覆盖面更广、指标更细，而且与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直接绑定，地方官员的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也就是周黎安所说的"地方政府锦标赛"。

在所有权层面，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直接拥有和经营大量经济实体。国有和中央企业占据了几乎所有上游战略行业。这意味着政府不仅通过政策工具影响企业的行为，还直接下场参与经济活动。相比之下，韩国的三星、现代虽然和政府关系密切，但它们始终是私人企业，有独立的商业判断和较大的自主权。

在贸易与市场准入层面，中国至今在很多领域维持着外资准入限制（负面清单制度），在电信、媒体、金融等行业限制或禁止外资控股。关税水平在加入WTO后大幅下降，但非关税壁垒——如政府采购偏好国货、技术标准设置、数据本地化要求，仍然构成了显著的市场准入障碍。

这些要素价格的系统性干预，构成了对制造业的隐性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