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四方面军干部何福圣回忆往事时，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同四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陈昌浩一直怀有复杂的感情。虽然他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结束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1906年出生在湖北武汉，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后来考入武昌大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局势十分险恶，许多人选择离开，他却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他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年仅25岁的陈昌浩担任政委，成为这支部队的重要负责人。
 
那时的红军干部，大多不是坐在后方发号施令。打仗时，他们要跟部队一起走，关键时刻还要冲到最前面。陈昌浩很快就用几场硬仗，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1931年黄安战役，红军围城四十多天，守军始终不肯投降。红军缴获了一架国民党飞机，后来命名为列宁号，飞行员龙文光被俘后参加了红军。
 
总攻前，陈昌浩亲自乘坐飞机飞到黄安城上空，投下炸弹和传单。城内守军误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来送补给，许多人跑出工事，红军抓住机会发起攻击，最终拿下黄安。
 
这件事为什么让战士们印象深？不是因为飞机有多先进，而是因为陈昌浩敢把自己放进最危险的位置。一个政委，既能做政治工作，也敢上前线冒险，部队自然会服气。
 
黄安这一仗打完，陈昌浩在四方面军算是真正立住了脚，那年他才25岁，手下管着几万条枪。更难得的是，他不是只会喊口号的政委，仗一打起来，往前冲的劲头不比徐向前差，士兵们看在眼里，自然愿意跟着他玩命。
 
陈昌浩跟徐向前的搭档，后来被很多战史研究者津津乐道，一个懂军事，一个懂政治，配合得像一个人。徐向前话不多，陈昌浩能说会道，可战场上两人从来没红过脸，部队能打，跟这两位领头的风格互补有很大关系。
 
到了川陕苏区，陈昌浩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硬仗他一场没落下。四川军阀刘湘轮番扑上来，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可四方面军也扛住了，最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成了当时红军里最能打的一支。
 
这种高光到1935年懋功会师之后就变味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碰面，本来是大好事，可两支队伍的实力、路线拧不到一块儿。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跟中央闹别扭，陈昌浩这时候身份就尴尬了，他是四方面军政委，天然站在张国焘一边。
 
说句实话，陈昌浩一开始并不是铁杆的张国焘派，他留过苏，对中央有敬畏，可这位置太特殊了。张国焘是他老领导，四方面军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当两条路线摆面前让他选，他几乎没有别的选项，只能跟着南下。
 
南下这条路走得有多憋屈，历史写得明明白白，仗没少打，人没少死，根据地就是打不开，部队从8万打到4万。张国焘最后也不得不回头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可谁也没料到，灭顶之灾还在后面等着四方面军。
 
接下来就是西路军的悲剧，按中央部署，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西渡黄河，想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谁料河西走廊天寒地冻，没有群众基础，没有补给，对面又是马步芳的骑兵，去多少就得填多少。
 
仗打到1937年春天，西路军基本拼光了，2万多子弟兵，活着回到陕北的只有几百人。3月14日石窝会议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化装回延安汇报，陈昌浩执意要回去复命，这一走，就再也没回过战场。
 
回到延安，等待他的不是安慰，而是没完没了的检讨，他写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说自己"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可越检讨位置越靠后。
 
他去了苏联，一待十几年，1952年才回国，被安排到马列学院，后来到中央编译局当副局长。他主编《俄华词典》，翻译了不少马列经典，从横刀立马的将军变成埋头书斋的学者，这个落差换别人早疯了，他默默干了十几年。
 
1962年5月，陈昌浩回了一趟武汉，跟几百名原四方面军老战士在一起，声音嘶哑，老泪纵横，说了句："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这些老兵谁也没怨他，他们知道当年那条路不是他一个人能选的，可这份愧疚，他背了一辈子。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文革批斗中含冤去世，连骨灰都没留下，那年他61岁。直到1980年8月，党中央才为他平反，历史的账总算算清楚了：西路军失败主要是没有根据地、没有援军、没有群众基础，不是他个人的责任。
 
那老兵们为什么还念他呢，何福圣那句话说得好，感情是复杂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陈昌浩跟着张国焘走过弯路，也不是不心疼西路军那2万多条人命，可他们更记得，这个政委真跟他们一起啃过树皮，一起冲过战壕，一起在枪林弹雨里活下来过。
 
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有些人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战士们不记他；有些人仗打输了，检讨写了一遍又一遍，老战友提起他还是竖大拇指。陈昌浩不是完人，政治上栽过跟头，可这不妨碍在老兵心里，永远是那个敢坐飞机扔炸弹的军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