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14日，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发布了一道震惊世界的宗教法令：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以及明知内容仍参与出版《撒旦诗篇》的相关人员都应该被处死。
他甚至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发现这些人，就应当将其处决。
这不是某个极端组织在网上发表的恐吓，而是一个国家最高领袖公开发布的追杀令。
更麻烦的是，当时的伊朗刚刚结束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正是急需西方资金、技术和投资的时候。
欧洲也希望利用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
双方原本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结果仅仅因为一本小说，局面彻底改变了。
1989年2月20日，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集体召回驻伊朗的大使或外交代表，暂停高层互访。
英国更进一步，撤回驻伊朗的全部外交人员，并要求伊朗外交代表离境，3月7日，伊朗与英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一部小说竟然让伊朗同时得罪了整个西欧，这本《撒旦诗篇》到底写了什么？
小说借助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涉及穆罕默德早期传教经历，以及一段在伊斯兰历史上长期存在争议的传闻，也就是所谓的撒旦诗篇事件。
部分早期历史叙事声称，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时，曾经一度承认当地三位女神具有某种神圣地位，后来又否定了相关内容。
但这段历史并没有得到伊斯兰教主流学者的普遍承认。
拉什迪将这段争议性传闻写进小说，引发了部分穆斯林的强烈不满。
宗教层面的争论本来可以通过出版限制、公开辩论和学术讨论等方式处理，但霍梅尼选择了最极端的手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拉什迪并不是没有尝试妥协，追杀令公布后，他曾经公开道歉，对小说给穆斯林造成的痛苦表示遗憾。
然而霍梅尼拒绝接受，甚至表示，即便拉什迪悔改并成为最虔诚的人，也仍然应该被处决。
从这一刻开始，事情就不再只是一本小说是否冒犯宗教的问题了，它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能否把自己的宗教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普通公民的问题。
此后，围绕这本小说还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1991年，日本译者五十岚一遇刺身亡，意大利译者埃托雷·卡普里奥洛遭到袭击。1993年，土耳其锡瓦斯发生酒店纵火事件，造成37人死亡。2022年，拉什迪本人在美国参加演讲时遭到持刀袭击，最终失去右眼。
而伊朗也为这份追杀令付出了长期的外交代价。
直到1998年，伊朗政府才通过外长公开承诺，不会采取任何威胁拉什迪生命的行动，也不会鼓励或协助其他人实施追杀，才逐步恢复与英国的外交关系。
不过，伊朗强硬派始终不承认霍梅尼的教令已经失效。
这件事真正值得分析的并不是霍梅尼究竟有多么虔诚，而是他为什么要把一场宗教争议变成国际政治危机。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最高宗教领袖不仅拥有宗教权威，也掌握国家最高政治权力。
在这样的制度下，宗教象征与政治权威很容易被捆绑在一起。
霍梅尼通过追杀拉什迪，实际上也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捍卫者，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国际影响。
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宗教信仰可以受到尊重，宗教争议也可以十分激烈，却不能因此成为跨国追杀的理由。
一个政权可以要求本国公民遵守自己的法律，却没有权力要求其他国家的公民按照自己的宗教标准生活。
更讽刺的是，霍梅尼本来希望通过这份追杀令展示伊朗的强大，结果却让一部小说迅速闻名世界，让伊朗进一步陷入外交孤立。
一个政权如果把批评视为冒犯，把不同意见视为敌意，把自己的权威凌驾于他人的自由之上，它或许能够制造恐惧，却很难赢得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