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旧社会戏子是下九流，地位比妓女还低？

甚至倡优属于下九流之末这个说法都不是汉人总结出来的，而是异族征服者为了PUA汉人编出来的，最早发端于在元代。

虽然戏子在宋代士大夫眼里评价很低，比如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弟子给戏子扣上了八顶大帽，一顶比一顶比骇人，将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戏子的存在，但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在瞎扯。

欧阳修在写《五代史》的时候，还特地加了一篇《伶官传序》说什么戏子误国，这跟说「红颜祸水」的人是一样的，不过是在挽尊真正导致亡国的第一责任人，把亡国的锅推给戏子、女人罢了。

但也很多士人对倡优怀有复杂的情感：既鄙薄轻视，又移情类比，既对俳优阶层怀有普遍的偏见，又对其中有操守、有智慧的人物青眼有加，对其进谏性的言论更是大书特书。

比如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优伶箴戏》里说：“俳优侏儒，固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

他在书里记载了数则宋代戏子用舞台语言讥讽当朝权臣的故事。有宋一代，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宰相，还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官，不管是文学词臣，还是台谏官，甚至官家本人，只要有可讽刺之处，杂剧伶人都敢拿来开涮。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几位权相。

其实一个时代是否开明、宽容，从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是敢讥讽达官权贵，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就能看出一二。


在后来士人们的反复书写中，俳优进谏的传闻甚至成为一个固定的题材，它记了一种理想化的叙事，俳优在这些故事里仿佛起到了为士人代言的功能，投射了士人群体对于自身生存困境的认知和对言论权力的渴求。

明代驱逐鞑虏后，戏子的地位曾一度回归正常，到了清代才重新归为下九流之列。

《利玛窦中国札记》描绘下的大明：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
读张岱的《陶庵梦忆》，除了“湖心亭看雪”那段，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里面诸多演戏、看戏的情节。

明代并不禁女戏，张岱所书中载的女戏都是不以色相而只以技艺取胜，这大概也与当时百姓的欣赏水平有关。

在《目连戏》里，在广场一大台，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四围女台百什座，戏子献技台上，台下万余人齐声呐喊。甚至震动当地官府，以为是倭寇入侵了。

在《虎丘中秋夜》里，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生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奚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天瞑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曲会从开始的千人同唱到“一夫登场”，演唱者的技艺不断精进，“听着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从较俗的审美境界逐渐进展到较高的雅境，直至深夜“雁比而坐着，犹存百十人焉”。

为什么清末国民的人上戏院就不能好好看戏，非得搞黄色呢？是否与百姓的审美水平在满清的百年统治下严重降级有关呢？

而元清统治者为什么要针对戏子，他们又在忌惮什么呢？

在《金山夜戏》一段里，崇祯二年中秋后一日，张岱领戏班在去往兖州的途中经镇江，当夜移舟金山寺，当时戏瘾大发，不顾夜深人静，唤小仆携带戏具，「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战诸剧」——唱的是南宋民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故事，剧码透出张岱深沉的历史意识。

大概诚如陈独秀在《论戏曲》所讲“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列位看我这话说得错不错呢？”。

你看清代禁戏，都禁些什么。

一是禁演帝王圣贤戏。《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

二是禁演凶戏。如嘉庆十八年颁有禁令：“至民间演剧，原所不禁，然每喜扮演好勇斗狠各杂剧，无知小民，多误以盗劫为英雄，以悖逆为义气，目染耳濡，为害尤甚。前已有旨查禁，该管地方官，务认真禁止，勿又视为具文。

三是禁演鬼神戏。即以鬼神故事为内容，涉及民间宗教和鬼神崇拜的戏剧主题，甚至包括关公在内都被禁。

四是禁演淫戏，那怕是全男班都不行。任何“败坏风俗，蛊惑人心”的词本剧目，都被冠以“诲淫”的罪名，都统统被视为“淫戏”，此方面的禁令多而频繁，官方还经常会令戏班删改及抽彻剧本。

五是禁演夜戏。夜戏召集人众，夜聚晓散，对其统治秩序自然是一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