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位老中医去世后，儿子遵照遗愿，把一百个验方刻在了墓碑上，药名、剂量一清二楚，谁来看都行，不藏私。老先生叫袁淑芳，驻马店西平县人，行医八十多年，一辈子济世救人，不图别的。这份心胸，摆在那儿，让人敬佩。

德国有个中医爱好者，网名叫“无名”，在郑州一带行医，有中医本硕学历，也有执业医师证。他听说这事后很受触动，说袁先生愿意把毕生经验无偿留给世人，这份医德让他深受感动。感动归感动，可他抄回去之后怎么用、用到哪儿、会不会变成别的东西，那是另一码事。

咱们得把一件事掰扯清楚。古方刻在碑上，公开了，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抄。这没问题，老先生自己愿意的。

可抄走之后呢？如果“无名”回德国，把某个方子的配比稍微调一调，把某味药的提取工艺换一换，包装成“基于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改良配方”，在德国或者欧洲专利局递交一份申请，批下来了，那这个方子在欧洲那片地盘上，就成了他碗里的菜。往后中国药企想把相关的中成药卖到欧洲，对不起，侵权了。你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人家改了个包装，反过来卡你的脖子。

这不是吓唬人。专利这套规矩，跟咱们老百姓想的不一样。古方在中国是公开的，属于“现有技术”，谁也不能拿它去申请专利，因为大家都在用，没有新颖性。可在国外的专利体系里，你把古方拆开，取其中一味药的有效成分，用现代工艺提取出来，纯度提上去，或者把几味药的配比调一个微小的量，再配上现代制剂工艺，就有可能被认定为一个“新的技术方案”。

一旦批下来，在那个国家的地界上，这个“新方案”就归他独占。你原封不动用古方做的药，卖过去，他可以说你侵犯了他的专利权。

日本干过类似的事。在日本，中药叫汉方药，很多方子源自中国古籍，日本企业围绕这些方子做改良、申请外围专利，织成一张网。你绕不开，只能跟他谈，或者干脆别进那个市场。他们从中国古方里挑出二百多个，做成汉方制剂，纳入医疗保险，工艺现代化，标准明确，反过来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一块地盘。

比专利更让人堵心的，是那些连专利都不用打、直接拿走就用的东西。大吉岭红茶，现在全世界卖高价，打着“红茶中的香槟”的旗号。它的根在哪儿？在福建武夷山，在正山小种。19世纪中叶，一个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人，受东印度公司派遣，跑到中国来，把茶树种子、茶苗、制茶工艺，连人带技术一起弄到了印度。

大吉岭朗格尼特茶园的经理自己都认账，说“从源头说，它们都来自中国”。可今天，大吉岭红茶跟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关系，人家卖的是自己的牌子，用的是从你那儿拿走的种。

宣纸也是。1981年，几个日本商人以“帮助建厂”为名，跑到安徽泾县纸厂，第一天听介绍，第二天座谈，第三天把生产全过程录了像，还索要了原料、带走了井水去“化验”。分文不花，全套技术到手。后来日本人说，“世界宣纸，泾县第一，日本第二”。话里那股劲儿，听着像夸你，细品是踩你。

咱们的老祖宗留下方子的时候，想的是治病救人，没想过什么知识产权。可今天的世界，方子不只是方子，它后面连着产业链，连着市场，连着钱。你把方子大大方方摊开给人看，人家拿回去，换个壳子，打上自己的标签，卖回来的价格翻多少倍，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找不着。

“无名”这个人，得两说着。他对中医是有感情的，对袁淑芳先生的医德是真心敬佩的。他抄方子的时候，未必想着回去注册专利。可问题不在他这一代人身上。他抄了，带回去了，用了。他用着用着，把这个方子融进了自己的体系里，教给了学生，写进了书。一代传一代，往后谁还说得清这方子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到那时候，咱们再想争，可就难了。民间名老中医 中医老药方 墓碑刻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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