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邢台，女子被两家国企拖欠了2000多万元工程款，为了给工人发工资，女子抵押房产、四处借钱。但是当她向这两家国企讨债时，对方却称没钱。无奈之下，女子分别将这两家国企告上法院。可法院支持了女子的全部诉请，工程款却迟迟不到账，两家国企前后仅仅支付了10万元工程款，就不再给钱了。后女子申请强制执行，结果发现这两家国企名下已经无可供执行的资产，执行不得不终结。

当时，邢台当地两家国企找到穆女士所在的方圆建设集团，承接道路景观提升、绿化和水系改造工程。

项目规模不小，合同金额超过4000万元。对方是国企，穆女士一开始很放心，觉得只要工程干完，钱肯定不会少。

为了赶工期，她带着施工队进场。那段时间，工地上机器不停，工人一天三班倒。

道路两边要重新绿化，景观带要铺设，水系要改造，材料一批批运进来，工人工资、机械费用、材料款像流水一样往外淌。

穆女士每天最担心的，就是账户里的余额。

项目推进到一半，工程款却没有按合同节点到账。她找到对方负责人询问，对方总是说：“项目还在走流程，财政资金马上就下来，再等等。”

穆女士只能先咬牙垫付。工人到月底来领工资，她不敢说没钱，只能笑着安慰：“大家放心，工资一分不会少，过几天就发。”

可“过几天”一等就是几个月。

为了不让工地停摆，穆女士先后抵押了房产，又向亲朋好友借钱，还找金融机构办理贷款。

家里人看着她四处奔波，忍不住劝她：“工程款一直不到账，你还往里投，万一收不回来怎么办？”

她嘴上说：“对方是国企，不可能赖账。”

其实这句话，她说给别人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工程最终完成并通过验收。按照合同约定，相关款项本应在规定时间内结清。可工程干完后，穆女士等来的不是结算，而是一轮又一轮推脱。

她拿着合同、验收单和结算资料，多次跑到对方公司。办公室里的人见到她，有时客气地倒杯水，有时干脆让她等着。她问：“什么时候能付款？”

对方回答得很简单：“公司现在没钱。”

穆女士急了：“没钱为什么要让我们先把工程干完？工人的工资、材料商的钱，难道都不用还吗？”
对方只是低着头翻文件，来回重复一句：“再想办法。”

可工人不会因为对方一句“再想办法”就不要工资，材料商也不会因为发包方是国企就无限期赊账。

有人堵到公司门口要钱，有人打电话催到深夜，还有人放话，再不付款就要起诉。

穆女士只能一边道歉，一边继续借钱填窟窿。她说，最难的时候，手机一响就害怕，生怕又是债主催款。晚上回到家，她也不敢睡踏实，脑子里总是那串不断增加的数字。

从2019年开始，她持续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通过协调解决欠款问题。相关部门也曾介入，但款项迟迟没有全部结清。

到后来，对方累计支付了两千多万元，却仍有两千多万元工程款没有到账，其中还包括质保金等费用。

穆女士等了几年，终于明白，单靠协商可能拿不到钱。2024年，她分别将两家国企告上法院，要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费用。

庭审中，她拿出了合同、施工记录、验收材料、对账单和付款凭证。她说：“工程已经完成，法院也确认了欠款事实。我们不是来要一笔没有依据的钱，只是想拿回自己该拿的工程款。”

两家被告企业则表示，公司经营困难，资金紧张，希望能够分期解决。

法院审理后，支持了穆女士公司的主要诉讼请求，判令相关企业支付拖欠工程款。判决拿到手时，穆女士长长松了一口气。她把判决书拍给工人看，说：“这回有法律文书了，钱应该快了。”

但现实再次给了她一记闷棍。

判决生效后，两家企业并没有按期限足额履行。前前后后，两家企业只支付了大约10万元，随后又停了下来。

穆女士一次次打电话，对方负责人也不再给出明确时间，只说：“公司确实困难，如果实在着急，可以先想办法给你十万八万。”

听到这句话，穆女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欠的是两千多万，你们前后给了十万，就说已经尽力了？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工人怎么办？银行贷款怎么办？”

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最后，穆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她原以为，法院出面后，至少能查封账户、拍卖资产，追回一部分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