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刑法能治的，就都管起来”：这是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漠视
"只要刑法能治的，就都管起来"：
旗帜鲜明地反对司法实务中过度泛化的入罪标准。
这种"能管尽管"的治理逻辑存在明显的负面隐患。
这种"能管尽管"的治理逻辑，表面上看是积极履职、严密法网，实质上是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漠视，极易导致打击面过宽、社会治理失衡，甚至让法律沦为规范相关行为的工具。
第一，刑法是后盾法，不是万能法。
刑法的核心属性要求其不能越过前置法随意适用。
刑法的核心价值在于"最后手段性"，即其他法律（民法、行政法）无法有效规制时，刑法才得以登场。如果用民事欺诈就能解决的纠纷、用治安处罚就能惩戒的违法行为，统统被升格为犯罪，必然导致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模糊，社会治理的"阶梯式结构"被破坏。
第二，泛化入罪会挤压社会活力。
模糊地带的不当入罪会直接打击市场主体的创新意愿。
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本身充满着各种模糊地带，如果司法机关秉持"宁可错判不可放过"的思维，将正常的商业风险、民事违约、技术探索中的瑕疵都认定为犯罪，必将导致市场主体畏首畏尾、创新精神萎缩。
第三，"能管尽管"容易滋生选择性司法。
过宽的入罪标准会放大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风险。
过度宽泛的入罪标准，会赋予执法者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样的行为，有人出罪、有人入罪，不仅损害法律的可预期性，也容易引发权力寻租。
第四，刑法的过度扩张并不等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完整的司法正义需要同时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维度。
真正的司法正义，不仅包括"惩罚犯罪"，更包括"保障人权"。如果一个行为社会危害性极低、存在争议，就应当严格遵循"疑罪从无""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而不是千方百计寻找入罪路径。
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刑事司法必须保持谦抑克制。
在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刑事司法尤应保持谦抑与克制。要严守"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明确此罪与彼罪、违法与犯罪的边界，绝不能让"能管尽管"变成"什么都管"。
唯有将刑罚限定在惩治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上，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