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开国将军走了。他长征时参加红军，打过平型关大捷，给黄克诚当过“自行车驾驶员”，抗美援朝时曾被炸埋在山洞中……
 
2026年11月7日，104岁的王扶之在辽宁大连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这也代表着所有开国将帅全部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王扶之出生在陕西子洲的穷苦农家，原名王福治，从小跟着父亲给地主打长工、放羊，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1935年长征后的红军到达陕北，12岁的他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能吃上白面馍，当即就报了名。
 
登记花名册时，文书听了他的名字随口念道“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索性给他改名叫王扶之。就这么着，放羊娃成了小红军，他当时没想到，这身军装一穿就是一辈子。
 
刚入伍他在少共营当战士，跟着队伍打劳山、直罗镇等战役，凭着机灵劲当上测绘员，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看着帽子上的红星要换成青天白日帽徽，年纪尚小的王扶之怎么都想不通，甚至动过离队的念头。
 
直到组织上找他们谈话，说国难当头，改编不改心，打仗是为了全民族救亡，他才彻底解开了心结。平型关大捷那年他才14岁，是115师687团的测绘员。
 
战斗打响后，山沟里的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看着战友们端枪往前冲，他也跟着往火线跑，心里就想着缴一把日军军官的望远镜回来。
 
子弹在身边嗖嗖擦过，他半点没退，跟着队伍在山坳里追歼残敌，那场振奋全国的大胜，成了他抗战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记。
 
后来部队南下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王扶之调到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高度近视，在坑洼的乡间骑马十分不便。
 
当时部队刚缴获一辆自行车，年轻利落、会骑车的王扶之就专门负责载着黄克诚行动。
 
皖东北、盐阜的乡间大多是土路和田埂，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师长，在各个根据地之间穿梭，要么赶去前线指挥，要么传递紧急命令，遇上日军扫荡，就载着师长在炮火里转移。
 
有一次在阜宁境内和日军遭遇，师指挥所离交火的堤岸不到两百米，特务营营长再三请求转移，黄克诚却不肯走，说师部一撤，前线军心就稳不住。
 
直到战况实在危急，经众人反复劝说，黄克诚才坐上他的自行车撤离，路上还不停下达调兵增援的命令。后来张爱萍碰见他还开玩笑，说他那辆自行车上，驮着整个三师的司令部。
 
除了载着师长赶路，王扶之还常受指派，孤身联络地方抗日武装，甚至化装潜入伪军炮楼打探情报，好几次身陷险境，都凭着沉着机敏顺利脱身。
 
抗战胜利后，王扶之跟着部队奔赴东北，从营长一步步干到四野主力团团长，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南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辽沈、平津、衡宝、广西这些战役一场没落下，先后立了三次大功。
 
攻打天津时，他主动请缨带团主攻，冲锋路上左腿被子弹打穿，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他硬是靠着城墙撑着身体指挥，直到战士们把红旗插上天津城头。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王扶之随部队首批入朝，先后任团长、副师长、代理师长，打满了五次战役，在临津江东岸的防御战中，还靠灵活战术以极小伤亡重创美军精锐。
 
1952年8月2日上午九点多，他正在坑道指挥所和战友总结作战经验，一枚美军炸弹突然落在洞顶爆炸，整个坑道瞬间坍塌，七个人被埋在二十多米厚的土层下，四名战友当场牺牲。
 
爆炸气浪把王扶之和另外两名战友冲到坑道最深处，三人都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周围一片漆黑，右腿被断木夹住受了伤，另外两人一个断了三根肋骨，一个腿被巨石压住动弹不得。
 
外面的战士拼命挖掘，可土层边挖边塌，过了一天多，所有人都觉得生还无望，花名册上他的名字后面，都已经标注了“牺牲”。
 
就在这时，有战士看见土石缝里飞出两只苍蝇，立刻大喊起来：有苍蝇就说明有空气，人说不定还活着！原本近乎绝望的救援队伍重新打起精神，又连续挖了十几个小时，整整38个小时后，终于挖通了生命通道。
 
被救出来时，浑身是土的王扶之第一句话是让大家先救重伤的战友，自己最后一个被抬出坑道。从那以后，他把每年8月2日当成自己的“重生日”，总说这条命是战友们给的，后半辈子就得全部献给国家。
 
回国后，王扶之先后在军事学院学习，历任军长、总参作战部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晚年的他不爱提自己的功劳，桌上总摆着笔墨，没事就一遍遍默写牺牲战友的名字，念叨着他们的籍贯和牺牲的战场。
 
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摸着胸前的勋章，语气平淡又坚定：没给红军丢人，没给国家丢人。
 
从12岁的放羊娃到百岁开国将军，王扶之的百年人生，浓缩了一支军队的成长征程，也印刻着一个民族在战火中挺立的模样。
 
最后一位开国将星的陨落，意味着烽火岁月的亲历者渐渐远去，但他们用热血写就的忠诚与担当，会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