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亲手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新中国成立后，上级部门经过慎重考虑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他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差事？

孙铭九原本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1936年12月12日，他带着官兵冲进华清池，在骊山的山石缝隙里找到了蒋介石，完成了西安事变里关键的捉蒋行动。这件事推动了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他一生里分量最重的一笔。

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被扣押在南京，东北军内部一下子陷入分裂。孙铭九等少壮军官急于救张学良，和主张维持和平局面的王以哲等人矛盾越来越深，最后酿成了二二事件，王以哲遇害。

这件事一出，东北军内部人心大乱，局势濒临失控。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孙铭九等人先被送到苏区避险，之后他辗转去往天津、上海的租界躲藏，原本的军旅道路就此中断。

抗战爆发之后，生活没有着落的孙铭九走上了弯路，一度依附汪伪政权任职。这段经历，也让他后来的审查变得格外复杂，功过纠缠在一起，很难简单定论。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打响，孙铭九在东北被我方俘获。他没有刻意隐瞒过往，从西安事变的行动，到二二事件，再到汪伪时期的任职，全部如实交代清楚。

相关部门没有简单下结论，而是翻查大量档案，多方找人核实证词。核查的重点，就是他在汪伪任职期间有没有带队扫荡、残害抗日军民，有没有血案在身。

最终核查清楚，他在伪政权岗位上多是文职，没有亲自指挥屠杀抗日人员，没有欠下血债。但投靠汪伪本身，是无法抹去的重大污点，二二事件造成同袍遇害，同样是严重过错。

组织上综合全部史实，坚持辩证看待他的经历，既不因为捉蒋的功劳掩盖过错，也不因为后来的过失完全抹掉他在西安事变里的历史作用，决定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出路。

经过层层上报、反复研讨，上级给出处理意见，不将他定性为反革命，不判处刑罚，以统战岗位安置，安排他到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任职。

正式的聘书在1960年交到孙铭九手上，岗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参事这个岗位没有行政实权，主要负责文史整理、建言献策，属于统战系统的工作。

在参事室，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西安事变的一手回忆材料。作为骊山捉蒋的亲历者，他记下很多旁人不知道的细节，这些文稿后来被收录进文史资料，给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

他还配合开展对台相关的文史宣传，面向当年东北军旧部，讲述大陆的情况，呼吁两岸和平，发挥他特殊身份带来的作用。

日常上班的时候，孙铭九十分低调，很少主动向外人提起捉蒋的往事。如果有人主动问到，他大多简单作答，一旦聊到二二事件和投敌的经历，他就沉默不语，心里满是愧疚。

改革开放之后，统战工作进一步铺开，他陆续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之后又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有了参政议政的渠道，生活和待遇都得到稳定保障。

晚年的孙铭九依旧住在上海，生活简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文史座谈和史料整理。他一直没有回避自己犯下的错误，在回忆录里主动剖析当年冲动鲁莽带来的恶果。

他心里一直有个心结，希望能当面给王以哲家属道歉，可当年的伤痛太重，这个心愿到最后也没能实现，成为他一辈子放不下的遗憾。

2000年，九十二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病逝。按照他生前留下的嘱托，丧事一切从简，不举办悼念仪式，遗体直接捐献给医学事业，不留墓葬。

看待孙铭九这一生，不能只盯着捉蒋的高光时刻，也不能只抓住他后来的过错全盘否定。新中国的安置方式，恰恰体现了尊重史实、惩前毖后的思路。

功是功，过是过，历史不会单方面美化一个人，也不会一味地把人一棍子打死，这也是这件事留给后人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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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陕西省图书馆西安事变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