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特殊时期写的材料

董健吾

如何向有关当局行贿收买，他（董健吾）早已进行有素，再加利用流氓头子老焦，在卢英系统搞一下营救或探听消息是很平常，因为焦、卢彼此都是刀口上舐血的人，不同的是焦当时在野，不反对我们，相反，我们给他钱花，以朋友相待，只要不妨碍他的生存和不利于他时，有些事情（如探讯一下不重要或当局不明真相的被捕者的情况）由他或其党徒去进行并不难，也不一定每事要与卢英亲自商量。

赵子柏

赵子柏曾经把当时几个法捕房由他所辖的一切要破坏或捕押的情况告诉我们，并商量对已捕押的营救办法。

派袁立夫（抗日战争牺牲了）经黄定慧介绍给法捕房赵子柏为其助手——实质上是包探的鬼计。所谓奉命差遣的角色，以便赵随时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报告我们。他是住在赵子柏家里的。赵是否对我们老实，他就近看得更清楚，他特别做好了赵家中老小人物的团结工作，对我们多方面了解赵子柏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赵的作用逐渐低落，便将袁调回，在我去江西前后，他也去江西了。

隐蔽战线中的女同志

在反动的旧社会中，女同志在打开对这类典型人物的活动，往往是比较男同志容易得手，可是要巩固发展也特别困难，甚至会遇到难以招架的地步，这不是女同志能力不及男同志的问题，而是因为处在反动统治的荒淫无耻的社会风气中，同这些以压迫、敲诈、残杀为职业的人物打交道，既要招架他们动辄对妇女施玩弄、侮辱的手段，又要虚与周旋，完成神圣的使命，不能不是个艰巨的任务，领导方面如不考虑到这些特点，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类场合，派遣女同志去完成任务，应当有一定的限度，要善于放手恰到好处，收得及时稳妥，任何片面化都会失败的。

顾顺章

根据移交给我的工作关系来看，比较有作用，能保护党组织安全的线索，都因顾顺章叛变撤退了。原有特科残余组织，已不能担当中央保卫工作方面的任务。

敌人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最使他们惊心动魄的是国民党CC反共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左右手（秘书长）竟是中共的内线，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政治部的华人首脑也是为中共所雇佣，遇事通风报信。他们是做梦也不曾想到，帝国主义以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共要害部门，竟为中共特科长期控制。顾顺章叛变，敌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此提高警惕，加强其反共心脏部门的严密防谍工作。这是双方破坏与防卫秘密战线上的形势转化关头。

“假自首政策”

鉴于迫切需要建立反动统治特务内部情报线索，曾决定凡科干部被捕，如为大叛徒顾顺章及其走狗所指认无法隐蔽真相时，在不破坏组织（指抓人、破坏革命机关和人事组织）的条件下，可以对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取得情报，或在适当时期潜逃归队，以破坏、瓦解敌人的要害部门。......我曾向刘鼎等高级干部传达过这一决定，当刘鼎被捕，在南京对叛徒顾顺章投降并为他工作一时期后，到上海找到其爱人吴先清，要向中央局归队时，我曾奉命先同他接头。刘鼎即按前决定自称假投降顾顺章取得信任后，乘机潜逃出来归队的，我即按他所说向特科上级中央局的代表称，刘鼎并未破坏组织，实行假投降而逃回来的。

胡鄂公

胡的报告类似有闻必录，但常反映统治集团内幕冲突矛盾，以及蒋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新动向，有参考价值。例如当年以杨永泰为中心的政学系如何逐步包围蒋介石，建议实行反动的户籍法，以农村豪绅地主大商人为中心的联保制度配合蒋匪的军事剿共，杨永泰不惜屈就蒋匪总部秘书长的名义，作为他进一步包围蒋介石的进身之阶。又如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如何通过亲日派黄郛奔走斡旋，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类似这种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秘闻，是他同各类政客交际往来，在茶馆酒后搜集来的，看来不费什么功夫，却不是其他一般情报人员轻易可做到的。

龚饮冰

龚饮冰先在上海利用湖南同乡关系，专门做湖南军政人物到沪时的交际接触活动，企图从中建立军政情报工作。经过一个时期没有什么成就，他决定去北方，从北京到哈尔滨这条线上去设点活动。他建立起社会关来了，但后因上海特科破坏，大概是1934年后，与组织隔断了，直到抗战时期他又与党发生了联系，在长时间内，他做生意，社会关系得到了生根落地基础，这是抗战后，他能很快负起贸易及社会活动的原因。历史上的浪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