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张大千请张学良吃了一顿饭：张学良吃完连菜单都带走，隔年再拿回来时已裱成一幅长卷

1981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81岁的张大千在台北外双溪「摩耶精舍」设下一桌春酒，主客是80岁的张学良和赵一荻。饭吃完后，张学良没有向主人讨画，反而把桌上一张写着16道菜名的纸带回了家，还特地找人把它装裱成一幅长卷。

一年后，张学良再把这幅长卷拿到张大千面前时，事情又多了一层意思。张大千看到菜单后面还留着大片空白，索性提笔补上白菜、萝卜等蔬果，再留下题款；原本只为一顿饭写下的菜单，就这样从餐桌上的一张纸，变成了两位老人晚年友情的一件作品。

今天再看这张选单，最先让人吃惊的是菜真的很多。

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薹腊肉、蚝油肚条、干烧鳇翅、六一丝、葱烧乌参、绍酒㸆笋、干烧明虾、清蒸晚菘、粉蒸牛肉、鱼羹烩面、汆王瓜肉片、煮元宵、豆泥蒸饺、西瓜盅，从冷热荤素一路排到主食、点心，整整16道。国立故宫博物院后来还特别以这份1981年的菜单介绍张大千的饮食生活，可见它早已不只是私人饭局留下的一张便条。

但这顿饭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名画家也懂吃」。

张大千本来就是四川人，一生对饮食极为讲究，会自己设计选单，也确实会下厨。徐悲鸿早年就曾形容他能治川味、兴致来时甚至亲自进厨房做菜；到了晚年住进摩耶精舍，他仍习惯先用毛笔把一道道菜安排好，再交由家人与厨房准备。

当年的报导留下的细节是，摩耶精舍从早上就开始忙，夫人徐雯波在厨房里料理、指挥，而张大千最重要的工作，是亲自配菜、开单、决定整桌饭该怎么吃；他既是主人，也是这桌菜的总设计者。

这很像他画画。

一幅画不会把所有颜色塞在同一个地方，一桌菜也不能从头到尾只有浓味。张大千安排宴席时会考虑浓淡、冷热、荤素与先后，连一道看似不起眼的「六一丝」都有来历——这是名厨陈建民为他61岁时设计的菜，重点就在把多种材料切成细丝，以刀工和火候取胜。

而1981年这一桌又有一个很细的小安排：豆泥蒸饺。

张学良是东北人，过年宴客少了饺子总觉得缺了一角，所以这张选单最后安排了一道甜口味的豆泥蒸饺。素材里那些「大千突然拍脑袋说汉卿是东北人，怎能没有饺子」的完整对话，后来被写得十分戏剧化，但菜单本身至少证明，这道饺子真的出现在那天的宴席里。

一张菜单写到这里，已经能看出主人待客的心思。

可如果只把这件事当成「张大千是美食家」，还是少了一半。

因为坐在他餐桌对面的，是张学良。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失去自由，之后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受到严密管束。到了台湾晚年，他的生活虽然已经比早期宽松许多，可以去教会、出游，也能和熟识的朋友餐叙，但档案资料仍形容，那是一种「难得真正自由」的状态。

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张群、张学良、张大千和王新衡几位老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圈子，人称「三张一王转转会」。几个人轮流作东，到彼此家里吃饭、谈书画、说旧事，张学良与张大千夫妇的来往尤其频繁，相关照片甚至被储存在国家安全局档案中。

这个小圈子之所以值得写，不只是因为四个人名气都大。

他们碰面时，大多已经进入人生晚年，而且每个人身后都背着几十年的历史。张学良曾经统率东北军，后来大半生失去政治舞台；张大千则从上海、敦煌一路走到巴西、美国，再于1970年代晚年回到台湾，在外双溪盖起人生最后一座住所「摩耶精舍」。

更有意思的是，1982年张学良把装裱好的菜单拿回摩耶精舍，张大千看到卷后还有空白，便补画蔬菜，并留下「汉兄以爰所书菜单装成见示」一类题记。张群后来也在卷上题跋，原来只记录一顿春酒的东西，逐渐变成集书法、绘画、题跋与几位老人交往痕迹于一身的长卷。

这件作品后来又有自己的命运。

1990年代，它曾在美国展出；张学良移居美国前后，这张选单也进入艺术市场，后来以约新台币200万元成交。几十年后，21张张大千亲笔选单在纽约佳士得更以95.5万美元成交，也让人重新注意到：张大千随手写下的「今天吃什么」，本身早已成为他的书法与生活史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只谈今天值多少钱，反而把这张菜单看小了。

1981年的春酒过去两年，张大千就在1983年病逝于摩耶精舍。张学良和赵一荻前往向老友致哀，曾经热闹的「三张一王」也随着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离开，慢慢只剩照片、书画与回忆。

所以今天重新看到那16道菜，最容易让人停下来的，其实不是「干贝鸭掌」有多名贵，也不是那张纸后来拍到多少钱。

而是1981年的那一天，两个都已走过大半个20世纪的老人，还能坐在台北外双溪的一张圆桌旁，吃元宵、吃饺子，谈些与政治和战争无关的事。

饭吃完了，张学良舍不得把菜单留在桌上，干脆带回家裱了起来。

一年后，他又把它拿回去给老朋友看。

张大千见后面还有空白，没有再添一道菜，而是画了几棵白菜、几根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