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退到台湾的国民政府，是怎么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政策完成土改的？
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很早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政策，也就是在中国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
辛亥革命初期，孙中山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要求彻底解决农民生存困难问题，让他们具有自己的土地：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纳是要耕者有其田；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
不过，孙中山先生的土改政策是和平改良、渐进方式，不是暴力没收地主土地。
然而，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土地政策调整，却始终难以真正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1949年国军败退到台湾时，蒋介石老家浙江土地情况就不太好：浙江地主和富农（占人口10%左右），占有约27%耕地。占人口30%的中农，有 32.4%的土地，他们的土地大体够用，但部分下层中农仍然需要租用少量土地，才能维持收支平衡；最惨的就是占人口50%的贫农，只有全省约 17.6%的土地，被迫要向地主租用土地。
贫农租用土地，需要根据土地情况交纳30%到60%的收成作为地租。
关键的是，贫农交租以后剩下的粮食，还要交纳政府的各种税收，最终剩余30%左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如果遇到歉收、水灾旱灾，虽地租和政府税收可以适当减免，但剩余粮食仍然会大幅度降低，贫农难以生存，只能向地主借债。
于是，出现了鲁迅老友润土的遭遇：润土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尤其是浙江贫穷的山区，山民情况更为恶劣，普遍对现实不满。
因此，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情况。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应该是最坚定最稳固的基地。然而，红军将领粟裕从1935年2月挺进师500人组建入浙，到1938年3月率部1500人北上抗日，前后约三年建立浙南根据地，史称“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看看，就连蒋介石老家的贫农，都支持红军的土改政策。

败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没有实现土地改革，没有争取到占人口90%的5亿多农民的支持。
相反，我党则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农民的支持。
在1946年7月东北土改之前，林彪的军官干部在东北各地征召新兵非常困难。他们在很多城镇苦口婆心劝说鼓动一整天，连一个主动参军的都没有。
然而在东北全面土改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得到土地的东北农民开始强力支持共产党：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一共有约 160 万青年参军，主体就是土改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口号就是 “参军保田”。
林彪由此建立了百万规模的四野，连接打赢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将国军主力歼灭高达99万人，导致国军彻底崩盘。
对于农民来说，得到土地就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像出租车司机有了车，渔民有了渔船，小商人有了店铺，当然会强烈拥护给他们这些东西的政府。

败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全面土改，最终花费4年在1953年大体完成。
台湾土改采用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和平渐进式土改，分为三步完成。

第一步，三七五减租。
国民政府从1949年4月开始三七五减租，到7月完成。
政府规定，农民租用地主土地的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全年收成的 37.5%，而且租约至少要维持6年，不得单方面虽然节约。
这大大减轻了贫农的负担，让他们至少可以维持温饱。

第二步，公地放领。
从1951年开始，将占台湾耕地约四分之一的政府控制共有土地，直接卖给缺地的贫农：地价是土地常年收成的 2.5 倍，无息，分 10 年慢慢还，还清之后土地归农民私有。
由此，大量贫农获得了自己的土地。

第三步，耕者有其田。
彻底的土地改革，从1953年1月开始，到年底就完成。
政策规定了地主保留土地的上限为40多亩，多余土地由政府买走后，再卖给贫农。
政府的购买不是直接给钱，而是70% 是实物土地债券（分期给粮食），30% 是台湾水泥、纸业、工矿、农林四大公营公司股票。
贫农购买方式同第二步一样，也是分10年还清，普通人也可以承受。
由此，到1953年底台湾的土改完成了，农民们都有了自己的土地。

一般认为，改革后的台湾农业有着迅速发展，到70年代已经达到世界发达水平，领先大陆农业20到30年，我们直到2010年前后才追平。
如台湾在70 年代中后期，水稻耕种收机械化达到80%到90%，大陆则要到2016年。
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不在大陆就这么搞？
三个字：没条件。
台湾土改的赎买资金，高达22 亿元新台币，而1953年台湾财政盈余仅有1.31 亿元。
完全依靠将这笔钱分散到10年付清，加上有美国资金做后台，才能保证资金链不断掉，勉强完成了土改。
而1949年前战乱的中国大陆，国民政府年年都是严重财政赤字，军人都吃不上饭，到哪里搞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