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周希汉无意中举起望远镜向前观察，发现山梁上有无数黑点挪动，他一惊，以为看错了，再细看，大叫不好：“日军怎么来的这么快！”

那天是1940年8月30日，下午五点多，山西寿阳，羊头崖西南的哨所。

他当时的职务是386旅参谋长，肩上还压着另一副担子。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刘伯承、邓小平点将，让他当左纵队司令员，带16团、决死25团、38团，外加两个县大队和上万民工，破袭寿阳到榆次这段正太铁路。

点将那天，邓小平把话说得很直：这个纵队没配政委，也没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行不行？他立正答：行，坚决完成任务。

十天十夜，这段铁路被扒得干干净净。铁轨、枕木、电线杆、电线，一根不留。他自己的眼睛，也熬得肿了起来。

可日军不会干看着。从8月26日起，侦察员一趟趟回来报：榆次在增兵。他把三个瞭望所当成眼睛，天天往上爬。

所以那天下午，他一看见山梁上那串黑点，心里就凉了半截。那不是零散部队，是一条行军纵队，时隐时现，像蚂蚁一样往东爬。

他掉头就往指挥所跑，命令16团团长谢家庆带两个营，跑步抢占高坪阵地；又令25团、38团立刻收拢部队，同时给陈赓和刘邓发报。

这一步走得极险，也极准。高坪卡在芦家庄西南十二公里，敌人要抄我侧后，就得从这儿过。

第二天上午，五百多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往上冲，连攻三次，都被16团顶了回去。可他赶到阵地一看，情况不对：三面都是敌人。

芦家庄方向二百多人南下戈山，压右翼；长凝方向五百多人占了高家山，威胁左翼；寿阳上千人占了河底村，从北往南压。三路合围，偏偏都不往后迂回，只管往纵深钻。

他一下想明白了——这些人是冲着总部、师部和后方医院来的。

要命的是，师部正在转移，电台怎么也叫不通。敌情报不上去，指示也等不来。

换个求稳的人，也许就原地等命令了。他没有。他把两个团撤下来，顺着敌人前进的方向一节一节地顶，用脚程换时间。

那一夜，部队摸到了羊儿岭、红崖一线。他站在高处往两边沟里看，右翼马坊到京上，左翼卷峪沟到安丰，两条沟里火光一片，人喊马嘶。

这一眼，让他心里有了数：首脑机关就在沟里，走不快，也挪不远。

他刚把16团摆上羊儿岭，五百多敌人就压上来。敌众我寡，半个小时，主峰丢了。

就在这时候，师部警卫营营长从卷峪沟方向跑上山，传达师长口头命令：死守羊儿岭，掩护总部、师机关、医院和民工转移，没有命令，不得撤退。

他回话：请代我向师长报告，命令已接到，坚决完成。转身就部署反攻——16团四个连正面，两个连从东北侧后，38团二、三营从红崖往北，一营从西侧后，四面同时下手。

这仗打得极狠。攻上去被压下来，再攻，再压，来回十三次，最后拼刺刀。敌人放毒气，飞机贴着山头扫射，主峰还是被夺了回来，前后两个钟头。

夺回来不算完。他改用“少摆多屯”：三分之一的兵摆在阵地上，三分之二的兵屯在后头当预备队，哪边松动往哪边填。

下午三点，马坊一个大队的日军又扑向38团。打到天黑，阵地没动。

战报上写的是毙伤日军三百余人。代价那一栏，写在别处：16团三营一排夺主峰，白刃格斗刺死二十多个敌人，排长带着剩下的三个兵站了上去；38团二营五连撤下来时，只剩指导员和十一个人。

从早上六点半打到天黑，十几个小时。这十几个小时里，卷峪沟的机关、医院、民工，一批批从沟里撤了出去。

战后刘伯承总结正太战役，专门点了这一仗：卷峪沟战斗起到了掩护首脑机关转移的重要作用，并使左右两翼得以安全撤退。

第二天，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专程赶到驻地慰问。罗瑞卿握住他的手说：希汉呀，昨天你们打得很坚决、很顽强，打得好呀！

也是那天，首长们看见他的眼睛肿得厉害，走路都要人扶。邓小平后来要派一副担架送他去羊角医院，他说：我不去。

这一仗最值得说的，不是“猛”，是“敢”。

电台断了，他不知道沟里是谁，上级也不知道他在哪。没有那道口头命令之前，他已经顶了两天。等命令的人守不住羊儿岭，因为命令到手的时候，主峰已经丢了。

他把“将在外”那点权力用到了极致——不是抗命，是补位。上级来不及下的决心，他先下了。

另一头也得说句实话。我们写抗战，太爱写“毙敌三百”，太少写“剩三个人”。战果好统计，人命不好写。

可正是那一排剩下的三个兵、那一连剩下的十一个人，把那十几个小时钉在了羊儿岭上。

羊儿岭下来没两天，刘邓的电令又到了：太谷出犯的日军永野大队六百人向双峰镇进犯，陈赓由北往南，他由南往北，夹击。两昼夜激战，毙敌四百余人。

1955年，周希汉授中将。“军中赵子龙”这个名号，不是夸他敢冲，是夸他在没人拍板的时候，敢替全局拍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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