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一名男子和情人在出租屋约会，二人发生性关系，过程持续4至5分钟时，男子察觉女子状态异常，出现嘴歪眼斜、小便失禁的情况，男子随即停止行为并为女子擦拭，女子在第二天死亡。男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之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会作出怎样的判决？
 
2007年夏天，62岁的张某和47岁的于女士确定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长期保持来往。
 
2016年10月6日晚9时许，71岁的张某来到于女士租住的辽宁大连庄河市新华街道一处平房，当日22时许，两人在一起时，张某突然发病从床上滑到地上，睁着眼说不出话。
 
于女士当时喊过他，也掐过人中，可接着她心里打了鼓，怕张某死在屋里，两人的关系败露出来。
 
于是在张某还有呼吸的情况下，她把人拖到屋外不远处的水沟边，见对方还有心跳，又做了一次人工呼吸，张某始终没醒，她便回了屋。
 
2016年10月7日4时30分许，于女士出门乘车离开庄河；4时50分许，邻居路过发现张某侧卧在水沟边，当即报案。
 
经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某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发作、引起心肌缺血而死亡，两人发生性行为等可以作为这次心脏病急性发作的诱发因素。
 
案发后，于女士接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的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经过，之后和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和解，取得对方谅解。
 
2016年10月8日她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18日被庄河市人民检察院监视居住。
 
法院审理认为，两人是长期情人关系，事发时在于女士住处，张某突发心脏病昏迷，于女士做了简单施救之后，在被害人呼吸尚存的情况下，怕事情败露把人拖到户外置之不理，最终酿成死亡后果，这种不作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间接故意。
 
考虑到她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又赔偿了被害人家属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综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等情况，法院判于女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起案子把一个道理摆得很清楚：不是亲手动手害人，才叫犯罪。把人带到可能发病的处境里，自己又守在现场，能救不救，放任危险变成死亡结果，同样可能触犯刑律。
 
法律上区分两种心态：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还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是故意犯罪；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是过失犯罪。
 
对应到罪名上，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样是见死未救，主观心态不同，罪名和刑期也就不一样。
 
上诉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但二审并不会自动把一审判决翻过来。北京通州就有这样一起案子。被害人李某生前患有双膝重度骨性关节炎、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
 
2013年7月26日，李某经婚介所介绍与保姆郑某认识，3个月后登记结婚，婚后两人一直没有共同生活。
 
李某不满，于2014年6月6日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在同年7月1日开庭审理。2014年7月11日7时许，郑某来到李某住处，两人发生口角，从卧室厮打到屋外楼道。李某到邻居家敲门，求邻居帮忙拨打110报警，被郑某以夫妻矛盾制止。
 
随后李某倒地，郑某说了句"装什么装"，她明知李某有心脏病，仍把人拖到屋门口，不予施救，还把李某的手机带走。
 
邻居出门发现李某倒在门口、失去意识，物业到场后报警，急救人员于10时34分确认李某已经死亡。尸体检验鉴定显示，李某系外伤及情绪激动等原因引发冠心病发病致死。
 
一审法院认为，郑某是这场发病死亡危险的惹起者，又是法律上对李某负有扶助义务的配偶，明知应当施救却离开现场，把李某置于可能发病死亡的危险状态而不顾，客观上导致死亡结果，主观上存在过失，应当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判处郑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赔偿李某家属丧葬费、交通费共计4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郑某和李某家属都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附带民事部分判决合法有据，应予维持，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全面审查，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依法改判；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也就是说，二审能不能改，不看谁在庭上喊得响，而看事实清不清楚、证据扎不扎实、定罪量刑站不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