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政府，不允许民间大搞独立的公益慈善？
古代中国有2个很古怪的现象，
一是政府的福利事业很差，今天的养老、医疗、教育、孤儿等等福利兜底，在古代压根不存在。
以天津教案来说，为什么天津老百姓会误认为洋人教堂杀中国儿童制药？
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法国天主教育婴堂附近的墓地里面，有一些被野狗挖开吃掉的儿童尸体残骸。这些儿童都是被教堂收养的弃婴，一共高达150人，因瘟疫二三十人，被草草埋葬在这里，结果被野狗挖出来。
那么，为什么教堂会收养这么多弃婴？
很简单，因为中国的福利机构收不了什么弃婴。天津作为大城市，官方收养弃婴机构只能维持几十人规模。官商合办的长芦育婴堂（盐商捐款）一共只能容纳200个弃婴，当年已经基本饱和，无法接收更多的孩子。
因此，很多当地人将弃婴送到法国教堂，为孩子们寻求一条活路。没想到行善的举动反而遭到误解，认为洋鬼子挖中国婴儿心肝做洋药，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天津教案。
二是不允许民间大规模搞独立的公益慈善。
以长芦育婴堂为例，在当时的中国是赫赫有名的民间福利机构。
早在乾隆时期，就有长芦盐商群体捐款建立，专门收养民间弃婴。
然而，长芦育婴堂的诞生本身就带有官方色彩。它是在长芦巡盐御史奏请乾隆皇帝批准后，由盐商集资建立的。虽然育婴堂的经费来自商人，却自始至终受到政府的监督和干涉。天津政府委任一名监堂官，可以随时管理育婴堂的事务。而育婴堂的规模始终有限，顶峰时期只能收养200名弃婴，大部分时候则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关键在于，长芦育婴堂在全国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以首都京师育婴堂为例，虽然有政府拨款，仅能维持收养弃婴五六十人规模。
这不就是悖论，一方面官方没什么社会福利机构，一方面又不允许民间人士自己大搞福利？
为什么呢？
很简单，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下，不允许出现任何可能威胁到皇帝统治的民间力量。
皇上尤其对民间公益组织特别警惕，认为他们夺取了皇帝本人对老百姓的恩惠，老百姓可能会将忠诚的对象转移，下一步就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叛乱。

而这些都是被无数次历史事件，所证实的。
东汉末年，天降大疫，人民大量死亡，官府对此熟视无睹，不予救灾。
张角兄弟拿着符水，念着咒语，在民间大搞医疗救助的公益。在当时的老百姓看来，张角兄弟简直就是不求回报的天降圣人，纷纷加入他的医疗互助组织“太平道”。
十余年间，太平道的信众从500人发展到数十万规模，更重要的是教徒对张角兄弟崇拜和信任远超过东汉政府。
于是，连张角自己都感叹：“从古至今，最难得到的是民心。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民心，如果不趁势夺取天下，实在是可惜”。
于是，规模宏大的黄巾起义爆发，从根子上摧毁了东汉王朝。

太平道不是孤立，宋代兴起的白莲教，本来只是佛教白莲宗的一个分支，属于平平无奇的民间宗教。
然而，白莲教有自己的互助组织，强调教徒遇到了困难，其他教徒就必须支持。白莲教甚至还让教徒捐款形成公共资金，专门用于救济困难教徒，也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局面。
老百姓很相信这个公益组织，纷纷加入白莲教以获取公益性的帮助和保护。
结果到了南宋末期的战乱时期，政府无法保护民众，任由他们遭受异族屠杀和饥寒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只是经济互助的白莲教摇身一变，成为了人身安全的互助组织“有患相救，有难相死”，开始高举武器对抗一切压迫者。
由此，白莲教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地下武装团体，每到乱世就拉杆子起义，形成燎原之势。
仅仅清代嘉庆川楚白莲教起义，满清政府花费9年时间和2亿两白银巨款，才大体将遍及9省的起义军镇压下去。

因此，古代中国政府对于民间自发的大规模公益，是高度警惕，也是原则上禁止的。
一个例子是，闯王的大将李岩。
当时是明朝末年，河南杞县连年灾荒，饿死老百姓无数。地主少爷李岩目睹惨状，请求县令开仓放粮被拒绝。
心善的李岩只得拿出二百多石粮食，自行熬粥救济饥民。民众对此感恩戴德，尊称他为“李公子”。
然而，县令却李岩用粮食收买人心，可能导致民众不听官府号令，将其抓捕起来要杀头“乡绅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
关键在于，这可不是县令一个人的陷害，他是向上级政府汇报的。结果，上级按察司立即批准了逮捕令，还要求严肃处理。
为什么会这样？
随后的事实，证明了县令和按察司的想法有一定道理。
饥民发现声望极高的李岩被捕，自己的求生道路断绝后，干脆拉杆子起义了。
饥民们选择直接拦截押解差役，救出了李岩公子，推他成为起义军领袖。
到了这个地步，李岩想要不造反也不行了，被直接逼上梁山。

说来说去，在官府看来，一个在野的士绅，未经官方授权和管理，就获得了超越官府的民间号召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叛乱资本。即便此人根本不想叛乱，他也具备了造反的能力，必须尽快除掉，以绝后患。

萨沙写了这么多，诸位应该看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