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居然不是金鸡奖最佳,看来电影的寒冬还不够冷!
第39届金鸡奖名单落定,以为今年暑期档大热的《给阿嬷的情书》稳赢,但结果——居然没拿到“最佳故事片”,连“最佳导演”都没得到。
最佳故事片给了《南京照相馆》,最佳导演给了郑大圣,凭的是《密档》。名单一公布,不少人卡住的地方不在于奖杯去了谁家,而在于那部被最多普通观众放进心里的片子,又一次被摆在了旁边。
先把底牌摊开。《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潮汕方言片,九成五的对白是方言,面孔几乎全是生人,制作费一千四百万。
四月三十号公映那天,排片只给了百分之一点六,首日票房三百七十七万,行业里没几个人觉得它能翻出什么浪来。
可后来走进影院的人出来之后忍不住拽着身边人说,你去看吧。票房就一截一截往上拱,最后全球过了二十亿,豆瓣上打分的人超过一百一十七万,分数停在九点三。
它把侨批、把阿嬷和孙辈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拍得让人安安静静坐完一整场。这样的片子放在任何一个年份,都有资格被叫作“年度最该被记住的那一部”。金鸡没有把那个位置留给它。
也不是什么都没给。评委会特别奖拿了,蓝鸿春、郑萱轩、杨冷、朱丽云的最佳编剧也拿了。评委会在台上说它“承续中国文艺含蓄蕴藉的抒情传统”,说它在沉静内敛的叙事里刻下了一代代侨民隔海望乡的图景。这些话不轻,听着像是认真看进去了。
可评委会特别奖终究不是最佳故事片。它更像一句“我们也看见了”,而不是“它就是今年最好的那一个”。六项提名领跑,最后落在手里的两个奖,一个给剧本,一个给“不一样”,最重的那两座,一座也没留住。
别扭的地方就在这里。一部被市场用真金白银和真实眼泪托起来的电影,在评审的排序里始终差着一口气。差在哪儿?
有人嫌它太“素”。没有复杂的调度,没有作者导演式的野心,叙事干净得像一碗不搁调料的白粥。可朴素不等于容易。
把朴素的东西拍到一百多万人打出九点三,这本身就是一种很硬的本事。最佳导演给了《密档》的郑大圣,那部片子票房两千一百多万,豆瓣六点七,打分的人不到四千。
这不是说《密档》不该拿奖,而是说当一套评审尺子年年都量出和观众完全相反的结果,那把尺子本身就该被问一句:它到底在量什么。
也有人说,金鸡从来就不跟票房和豆瓣走。它看重工业,看重题材,看重某种行业内部觉得要紧的东西。
方言、素人、亲情,在这套标准面前天生短一截。可如果年年都是观众最爱的那一部被请到“特别奖”的位置上坐着,短一截的到底是片子,还是尺子?
蓝鸿春在台上说的那段话,比奖杯本身更让人心里发沉。他说像做梦,谢谢天上的阿嬷,因为她从小给他讲了很多故事,是他最初的启蒙。
他谢五年级的班主任给他种了一颗种子,谢三个编剧伙伴陪他磨了三年。一个拍出年度最动人电影的人,站在那儿谢的全是最朴素的东西,台下回给他的,是一个“特别”。
《给阿嬷的情书》不是输不起。它从百分之一点六的排片走到二十亿,从方言小片走到六项提名,已经赢了很多东西。
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种熟悉的错位:观众用脚投的票,和评委用手投的票,总是对不上。一次对不上叫偶然,年年对不上,就成了一种信号。
电影寒冬喊了几年,可寒冬里真正把人拽回影院的,恰恰是这种没有大IP、没有流量、没有噱头的片子。如果连它都够不着那座最重的奖杯,下一个想老老实实拍一部朴素电影的人抬头看见的信号是什么?
评委会特别奖是一句体面的肯定。但它值得的,不止是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