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个日本军医看上了季德胜的蛇药，就威胁他：“把药方交出来！”季德胜揪出一条毒蛇，冷笑道：“中国的蛇花子，可不是好欺负的！”


南通城头，季德胜蹲在城隍庙后的墙根下，面前摊开一块粗麻布，上面摆着几个黑糊糊的药饼。


他手里攥着根草绳，绳那头系着条竹叶青，蛇身盘成圈，时不时昂起头吐两下信子。


路人隔着三步远张望，没人敢凑近，季德胜也不招呼，只是眯着眼，用鞋尖拨弄地上的一条死蜈蚣。


这活儿他干了二十多年，从宿迁逃荒到南通，没田没地，全靠祖上留下来的几味草药和抓蛇的手艺活着。


南通人叫他“蛇花子”，他不恼，反而觉得贴切，花子就是叫花子，蛇花子就是与蛇为伍的穷汉子，粗鄙，但干净。


麻烦是开春后冒出来的，日军占了南通，城里多了个军医队，队长姓山田，据说在东京学过药理。


此人不知从哪听说季德胜的药饼能治五步蛇咬伤，且见效快，动了心思。


那天下午，翻译官踩着碎步先来，这是个瘦高个，穿长衫，说话时眼珠往两边溜。“季师傅，皇军请你过去喝茶，商量商量发财的事。”


季德胜正把一条乌梢蛇往竹篓里塞，头也不抬：“我不喝茶，喝了睡不着。”翻译官脸上的笑僵了僵，伸手想拉他的胳膊。


季德胜的手突然探进竹篓，下一秒，一条灰褐色的蝮蛇被他提溜出来，蛇身扭动，三角头高高扬起。翻译官“嗷”一嗓子蹦出老远，长衫下摆扫翻了药摊。


山田军医就是这时候到的，他穿着马靴，停在五步外，居高临下地看着季德胜。


翻译官捂着胸口，把山田的话翻过来：“太君说了，你的药方，皇军买，大洋，大大的有。要是愿意合作，以后就是军医部的顾问，不用在街上喝风。”


季德胜慢慢站起身。他把那条蝮蛇往胳膊上一绕，蛇信子几乎舔到山田的领章，山田往后退了半步，手按在枪套上。


“药方？”季德胜开口，声音沙哑，像砂纸擦过木头，“我季家祖上八代要饭，就剩这一口嚼谷，给你？我拿什么喂蛇？”


山田的脸沉下来，翻译官的音调也变了：“太君说了，不交，当心蛇咬不死你，枪子儿可不认人。”


季德胜忽然笑了，他露出半口黄牙，眼角的皱纹挤成深沟，那只没缠蛇的手探进腰间布袋，再出来时，竟又扯出一条毒蛇。


两条蛇在他手里挣动，他却攥得死紧，指节泛白。“看见没？”他往前迈了一步，山田和翻译官同时后退，“中国的蛇花子，可不是好欺负的！”


山田的手始终没有离开枪套，但他没拔枪，也许他觉得面前这个浑身土腥味的男人比蛇更不可预测。


僵持了半盏茶的工夫，山田转身走了，马靴敲在青石板上，声响很乱。


之后几个月，类似的把戏又上演了几次，有时是便衣在巷口堵他，有时是伪警察以查户口为名翻他的草棚。


季德胜把药方子缝进棉袄内衬，夜里睡觉也穿着，白天出门，竹篓里永远装着两条最凶的蛇。


有一次，两个便衣把他逼到运河边，他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一条眼镜蛇拍在地上。蛇受了惊，竖起前半截身子，便衣连滚带爬地跑了。


季德胜蹲在河边，把蛇轻轻拢回布袋，手指被蛇牙划了道血印子。他随手抓把河泥糊上，又掏出个药饼嚼了，继续赶路。


那几年，南通城里缺医少药，被毒蛇咬了的庄稼人，半夜敲开季德胜的草棚，他从不拒绝，药饼切一半，碾碎，兑酒服下，另一半敷伤口。


来人摸出几个铜板，他推回去；摸出两个鸡蛋，他接了，顺手挂在梁上，没人问他方子的事，他也从不提。


转眼到了1956年，季德胜把那张藏在棉袄里十六年的药方交给了南通市政府。献方那天，他穿着那件旧棉袄，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时辰，始终不肯脱外套。


直到屋里暖气烧得太足，他才解开衣扣，从内衬里摸出药方，纸已经脆了，边角被汗渍浸得发黄，上面七七八八写着草药名，字迹潦草，却重得很。


后来有了药厂，有了白净的药片，有了出口的包装盒，听说那药片如今还在生产，东南亚、非洲，但凡有蛇出没的地方，就有人认这个老牌子。


前些年，国际上闹过几出抢注中药专利的风波，有些外国公司想把传统方子改个名目据为己有。


新闻底下有条评论写得实在：“老祖宗的东西，季德胜拿毒蛇守过，咱们今天也得守好。”


如今南通的药厂里，老药工带徒弟，第一课不讲分子式，先讲十六年的棉袄。徒弟们摸着复印的药方，纸面粗糙，边角泛黄，看得格外认真。


窗外是平静的街道，没有枪声，没有马靴声。


而那些曾经装在竹篓里的毒蛇，早化作了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标本，静静盘卧，信子不再吐出，獠牙却依然张开，像那年春天没说完的半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