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社会里，对恶抱有幻想将会招致毁灭。

毛主席说,"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而那些反复遭受伤害背叛之人，源于内心的幻想，期待对方会迷途知返，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信奉浪子回头金不换。 三国时期曹爽幻想司马懿的洛水之盟，9·18张学良幻想不给日本借口，结果曹爽被灭，日本攻占东三省。

司马懿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黑洞型存在，他们的承诺和规则只是吞噬前的伪装。这两个历史案例，如两把锋利的解剖刀，精准地剖开了人类决策史上最致命的一种陷阱——“以己之仁，度敌之腹”的致命幻想。两大历史悲剧的共同根源：对“恶”的法则抱有幻想

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正是对这种人性弱点的最高度概括和最彻底的反击。

曹爽之败：幻想“契约精神”能约束绝对的权力欲望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为诱骗手握重权的曹爽放弃抵抗，指洛水为誓，承诺仅免其官位，保全其性命与富贵。曹爽相信了司马懿指着洛水立下的誓言，认为在神圣的仪式和承诺下，政治斗争可以有一个体面的、受规则约束的结局。

残酷现实：曹爽天真地相信了政治斗争中对手的“誓言”，认为规则和信用仍然有效。在选择放弃权力的那刻，便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司马懿随后诛其三族，斩草除根。司马懿的誓言，在绝对的权力诱惑面前，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撕碎的废纸。他的目标不是和解，而是彻底的消灭。他对付的不是一个商业伙伴，而是一个政治死敌。

核心教训：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领域，将对方法律或道德承诺视为生存依据，是幼稚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是自身不可被摧毁的实力。“你不得罪别人并不代表不会遭受来自他人的恶意。” 司马懿的恶意，与曹爽是否得罪他无关，只与权力争夺的终极目标有关。

张学良之殇：幻想“守规矩”能感化蓄谋已久的侵略者

张学良和当时的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公理”，认为只要自己不主动挑衅、不给日本留下“借口”，就能避免战争，或至少将冲突局部化。

残酷现实：这非但没有阻止侵略，反而极大地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导致东北迅速沦陷，拉开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血泪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是既定国策，是系统性、蓄谋已久的行为。它需要的不是“借口”，而是“时机”。“借口”完全可以凭空制造（如柳条湖事件）。

核心教训：面对一个处心积虑、信奉弱肉强食法则的敌人抱有幻想，期望用“守规矩”来感化它，是最大的战略失误。而面对一个以颠覆和侵略为根本目的的敌人，幻想通过自我约束、委曲求全来换取和平，无异于羔羊与饿虎谈判进食礼仪。这只会为对手提供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这两个案例，跨越千年，却指向同一个真理：

幻想的本质是“一厢情愿”：它是对客观威胁的主观美化，是弱者因无力正面抗衡而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它源于对人性之恶和权力本质的深刻性认识不足。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仅是战争年代的纲领，更是所有寻求自保与发展的个人与组织的生存铁律。

“准备战斗”的内涵：

精神上：彻底摒弃侥幸心理，对最坏情况有清醒的认知和预案。

物质上：尽一切努力提升自身实力，建立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的威慑力。

策略上：放弃幻想，基于“对方会采取最恶劣手段”这一假设来制定行动方案。

无论是面对国家命运还是个人安危，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强大的敌人，而是自己内心那个拒绝看清真相、总盼着能有奇迹的“爱幻想的自己”。不管是内部的政治斗争，还是外部的民族存亡，生存的法则从来都是冰冷而一致的：立足于最坏的打算，才能争取到最好的可能。

对于个人而言，这条法则同样适用：无论是在职场、人际关系还是个人成长中，对他人的恶意和世界的残酷抱有最审慎的估计，同时尽全力锻造安身立命的根本实力，才是对“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一智慧的最佳践行。

曹爽和张学良的悲剧，会在每一个轻信“洛水之盟”、每一个在“九一八”之夜选择不抵抗的普通人身上重演。

唯有彻底“丢掉幻想”，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始战斗”——这场战斗的首要对象，是我们内心的天真与侥幸。它的最终胜利，是成为一个无人能欺、也无人敢欺的，清醒而强大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