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一个国军团长做了一件事：他发现了上万发友军遗弃的炮弹，没上报，没请示，偷偷借来4门炮——1个小时后，对面的日军阵地上躺了几百具尸体，而他这边，零伤亡。


1938年10月中旬，武汉会战的外围防线已经打成了一锅粥，瑞武公路上，雨水把黄土搅成泥浆，撤退的、前进的、迷路的队伍挤在一起。


廖运周带着656团撤到小坳附近时，原计划只是让弟兄们啃几口干粮，检查还剩多少子弹，谁也没想到，路边几间破屋里，竟藏着一笔天降的横财。


勤务兵踹开一扇歪斜的木门，里头码着木箱，撬开一看，黄澄澄的八二迫击炮弹用油布包着，一层摞一层。


再往前搜，草垛里滚出来几箱，水沟边的灌木丛后面还藏着几箱，廖运周蹲下去，手指抹掉弹体上的泥，心里飞快估算：少说也有一万多发。


这是友军撤走时丢下的，带不走，也没炸掉，按规矩，他得发电报往上报，等师部或军部派人来清点、处置，搞不好还得写个移交说明。


可廖运周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公路上新留下的车辙印，那印子不是国军的，是日军辎重队往东开的痕迹。


他站起来，把军帽往下一拉，只说了一句话：“来不及了。”


来不及请示，也来不及等批复。他手里有弹，没炮，团里的迫击炮连早就打光了装备，只剩几个空着手的炮手干瞪眼。


廖运周带人跑了三里地，找到一个熟识的友军团长，话说的直白，没带半点虚的：“路边捡了批炮弹，没炮使，借我四门迫击炮，炮手我出，打完原样还你，损耗我赔。”


对方正守着阵地发愁，听完愣了几秒，低头卷了支烟，猛吸两口，朝身后一挥手：“给他四门，再搭两个弹药手。”


没公文，没手令，连张借条都没写，战场上有时候就这样，一句话，一个眼神，比盖十个章管用。


炮借到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把炮弹塞进鬼子嘴里，小坳这段地形，廖运周带着参谋和炮手来回踩了三遍。


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谷底最窄处不过二三十米，卡车错车都得减速，两侧山坡不算高，但灌木和乱石极好隐蔽。


廖运周把四门炮藏在西坡的反斜面，挖了简易掩体，炮口对着谷底预先标好的射距。


步兵全压在山脊棱线后面，他下了死命令：“我不发信号，谁敢露头，军法从事。”


炮手们把炮弹箱拆开，码在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引信一颗颗拧好，一切都悄无声息，连炊事班埋锅做饭都免了，怕烟被风吹到对面去。


第二天上午，雾气刚散，日军的辎重队就顺着公路来了，先头是三辆三轮摩托，后面跟着七八辆卡车，再往后是骡马队，步兵散在两侧，钢盔在阳光下泛着光。


廖运周趴在西坡的观察点，望远镜里的景象由小变大。


他耐着性子等，看着敌人的后队也全部进了谷地，蜿蜒的队伍拉出去三百多米，他放下望远镜，对传令兵说：“打。”


四门迫击炮同时开火，第一发试射落在车队中段，炸起一团黄烟。炮手迅速修正，第二发、第三发就砸进了人群。


廖运周没下令停，也没下令冲锋，就是一个字：炸。炮管打红了，湿毛巾裹上继续打；这门卡壳了，换另一门接着轰。


上万发炮弹，在这个清晨被一口气泼进了狭窄的谷底，日军根本无处躲，卡车瞬间成了火球，骡马惊得乱踢乱撞，把弹药车掀翻在路边。


谷底烟尘蔽日，枪声反倒成了配角，因为656团的步兵压根没开枪，光看着炮兵表演。


日军想还击，子弹漫无目的地打上山坡，可迫击炮是曲射，炮位藏在反斜面，步枪够不着，掷弹筒也测不准。


他们想组织冲锋，可坡太陡，没跑出几步就滚下去，整个伏击圈像个关死的铁桶，里头是火，外头是沉默的岩石和灌木。


大约一个钟头后，谷底安静了，廖运周派一个排摸下去，活着的补枪，死了的搜文件，能用的武器拖走。


大部队随即撤离，连口热水都没喝，事后清点，钢盔和尸体摆了一沟，战果数百，而656团自己的伤亡簿上，干干净净，一个名字都没添。


这一仗的战报里，只写了小坳伏击的战果，那四门借来的炮和上万发来历不明的炮弹，没人深究，也没人多问。


廖运周把炮擦净还了回去，损耗了几枚，拿捡来的炮弹抵了账，战事太紧，大家都在操心明天能不能活，谁有工夫去翻一本烂账。


历史从不会自动封存，它需要被反复擦拭。


廖运周和那四门借来的炮告诉我们：当危险再次逼近时，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事先踩过三遍的阵地，和敢于担责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