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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诗囚”的梅尧臣写了本书,把北宋名臣骂了个遍,连范仲淹也在列,欧阳修却夸他

被称为“诗囚”的梅尧臣写了本书,把北宋名臣骂了个遍,连范仲淹也在列,欧阳修却夸他“仁厚乐易”。

这本书叫《碧云騢》。书里“凡庆历以来名公巨卿,无不讥诋”。而梅尧臣,却是欧阳修口中“仁厚乐易”的挚友,刘克庄笔下宋诗的“开山祖师”。

那个“仁厚”的人,为什么有动机?

梅尧臣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反差。他诗名满天下,欧阳修说他“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他二十六岁以叔父恩荫入仕,辗转于主簿、知县、监税、监仓之间,年过半百才被赐“同进士出身”。他亲眼看着欧阳修、富弼、韩琦这些同辈或后辈一个个身居高位,自己却在地方上管仓库、收盐税。

一个才高八斗的人,被卡在体制的底层三十年,心里能没有波澜吗?南宋邵博读了他的诗后说了一句很刻薄也很准确的话:“尧臣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一个“躁”字,把梅尧臣从“平淡”的神坛上拉了下来。

最能佐证这个“躁”字的,是《桓妒妻》。庆历元年,范仲淹在陕西主持对西夏作战。欧阳修向范仲淹举荐了梅尧臣,范仲淹“毫无表示”。梅尧臣愤而写下此诗,借南朝桓温的妒妻故事,影射范仲淹“悍妒”不容人。朱东润先生点破:“尧臣有志抗敌,但是请缨无路……范仲淹……也没有加以汲引”。一个想报国的人,被自己敬重的前辈晾在一边,他写诗骂人。这件事如果属实,《碧云騢》那种“讥诋名公”的笔法,在他身上并非没有土壤。

欧阳修替他辩护,但欧阳修也“改写”了他。

欧阳修在墓志铭里把梅尧臣塑造成了一个“仁厚乐易”的君子,以此证明他不可能写《碧云騢》。但欧阳修对梅尧臣的“塑造”,不止在墓志铭里。

有学者指出,《六一诗话》中梅尧臣提出的那些著名诗学观点,“其实并非梅氏所倡,而是欧阳修在改写后附会到梅氏名下”。欧阳修需要一个“平淡”的符号来对抗西昆体,梅尧臣恰好穷、恰好写得“古淡”、恰好是他挚友。于是欧阳修把他推上了神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他。梅尧臣生前被体制压着,死后被挚友“整理”成了另一个样子。

至于“平淡”本身,也有争议。朱熹就说过,梅尧臣的诗主要风格“不是‘平淡’而是‘枯槁’”。一个穷了一辈子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平淡”还是“枯槁”?区别在于你有没有退路。有退路的人写穷,叫平淡;没退路的人写穷,叫枯槁。

嘉祐二年(1057年),梅尧臣的人生终于有了一抹亮色。他以阅卷官的身份,在苏轼的试卷上写下“有孟轲之风”,把这份考卷呈给了欧阳修。他发现了苏轼。这是他一生中,最接近“权力”的一次——不是被权力眷顾,而是替权力辨认天才。

三年后,梅尧臣参与编修的《新唐书》终于完成。书成之日,他还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赏赐和升迁,就死了。欧阳修在墓志铭里写“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惜”。

《碧云騢》到底是不是他写的,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这件事之所以吵了一千年,恰恰因为梅尧臣这个人太符合“怨怼”的画像:一个才高命蹇的人,在一个不给他位置的世界里,用笔报复了那些不给他位置的人。

我认为他的诗《鲁山山行》确实写的不错: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动静适宜,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等情怀,似乎不会象愤青般骂遍朝野,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