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3日，一封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从北京发出直抵东京。

没有协商，没有呼吁，只有冰冷的期限，和一份沉甸甸的清单。

这次，不谈友谊，只谈物归原主。

清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它——唐鸿胪井碑。

一块重达9.5吨的巨石，如今静静地躺在，日本皇宫的吹上御苑里，已经118年了。

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它的名字，但碑上寥寥二十几个字，每一个都重若千钧：“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

唐碑的诞生，本是盛唐疆域的直接见证。

公元714年，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出使东北，册封靺鞨部落首领，确立唐朝对该区域的管辖。使命完成后，崔忻在旅顺黄金山凿井两口，立碑刻文为证。

碑文仅29字，字字千钧，清晰记载了册封史实，与《旧唐书·靺鞨传》《新唐书·北狄传》的记载完全吻合，成为唐代对东北行使主权的铁证。

这块花岗岩石碑重9.5吨，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不倒。

到了光绪年间，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发现此碑的史料价值，特意拨款修建石亭为其遮风挡雨，碑身还留存着明清两代7位地方官员的题刻，形成了完整的主权传承脉络。

谁也没想到，这份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会在清末的战乱中被强行斩断。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军顺势占领旅顺，四处搜刮文物，汉学家内藤湖南奉命对当地古迹排查，一眼就盯上了这块唐碑。

在他看来，这块石碑是篡改东北历史归属的重要筹码，随即上报日军总部，掠夺计划就此敲定。

1908年4月，日军动用机械强行拆解保护碑体的石亭，为了方便运输，直接暴力切割亭柱和碑座，全程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这场劫掠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日方有组织的行动，东京国立公文书馆现存的档案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中，编号“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利品类第112号”的文件明确记载，海军省将唐碑及石亭构件“寄赠”给日本皇室。

这直接戳穿了日方后来编造的“合法购买”谎言，而彼时的清政府早已在战乱中自顾不暇，被迫宣布“局外中立”，连领土都难以保全，根本无力阻拦这场明目张胆的盗取。

石碑入日後，就被日方藏进皇宫吹上御苑，划为皇室禁区，从此销声匿迹。

二战结束后，中方曾提出文物返还诉求，日方却单方面将其界定为“皇室财产”，把责任推给宫内厅，拒绝政府层面介入处理。

这种推诿持续了数十年，2005年中方提出实地考察碑体现状，再次被日方强硬拒绝，仅用几张模糊不清的残片敷衍，试图掩盖碑体可能受损的真相。

官方渠道受阻，民间力量成了追讨主力，2014年，中国民间文物保护团体首次直接致函日本皇室，公开追讨唐碑，这也是民间力量首次直面日本皇室提出文物返还诉求。

2022年至2024年，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形成合力，日本部分律师自发加入推进队伍，公开谴责本国政府掩盖历史、拖延返还的行径，这场百年追讨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民间呼声高涨的背后，是中国国力的稳步提升，也是证据链的逐步完善，从前面对日方的推诿只能被动发声，如今我们已能拿出无可辩驳的铁证。

2026年1月16日，《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在上海发布，这部近120万字的典籍，收录了368份原始档案，其中《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一文，直接证实日方对中国文物的劫掠是政府主导的有组织行为。

档案中附带的老照片，更成了关键佐证，照片清晰记录了唐碑及石亭被劫掠前的完整样貌，与如今日本皇宫内碑体的断痕、石亭构件的缺失一一对应，精准还原了日军暴力拆解、运输的全过程。

这些证据从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日方所谓“皇室财产”的产权说辞，为外交照会的发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碑的遭遇，只是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超360万件，其中大量珍贵文物被日军劫掠至日本。

辽宁海城三学寺的石狮，如今仍被立在靖国神社门前，沦为侵略者的“装饰”；南京城墙的麒麟浮雕石材，被拆解后嵌进日本“八纮一宇”塔基座，每一块石头都刻着侵略的印记。

文物返还从来不是单一国家的议题，国际社会早有共识：战争掠夺的文物，必须无偿返还原属国。

希腊通过多年努力，成功追回部分埃尔金大理石雕；埃及对罗塞塔石碑残片的追索也取得阶段性进展，这些案例都为中方追讨唐碑提供了充分的法理支撑和实践参考。

百年追讨路，早已超越了一块石碑的归属之争，清末国力衰败，山河破碎，文物被肆意劫掠却无力追责；如今国家强盛，我们有能力、有底气向昔日侵略者讨还公道。

这场跨越一个多世纪的追索，藏着国力起伏的轨迹，更藏着一个民族对历史正义的坚守。

六个月的期限已正式生效，中方的态度坚决且明确，没有任何转圜余地，日本若继续抱着侥幸心理回避历史、拖延返还，只会进一步损耗自身国际信誉。

历史不会被掩盖，被劫掠的瑰宝终将踏上归途，这场关于唐碑的百年博弈，终将以正义收尾，这是对历史的告慰，更是一个民族挺直腰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