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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手下的三大“饭桶”,但凡少用一个,也不会输那么惨 1948年10月30日

老蒋手下的三大“饭桶”,但凡少用一个,也不会输那么惨


1948年10月30日,国民党国防部讨论徐州、华中两大战区的指挥安排。
蒋介石原想让白崇禧统一指挥两路部队,第二天,白崇禧拒绝接手,蒋只得改由刘峙负责徐州方面的指挥。

尴尬的是,刘峙两年前刚因定陶战役失利被撤职,如今却被推到南京北面最重要的军事位置。徐州集结着国民党最精锐的几个兵团,已经没有多少试错余地。

刘峙坐上总司令的位置,实际作战指挥却很快转到杜聿明手中。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两天后,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徐州以北防线出现缺口。刘峙下令各部向徐州集中,蒋介石又于11月10日调杜聿明回徐州,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负责具体指挥。

名义上的总司令与实际指挥者分开,南京仍不断向前线发出具体命令。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徐州与蚌埠之间的交通线被切断,徐州集团逐渐陷入被动。淮海战役结束时,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被歼。

刘峙在定陶战役中的失利,并非一场小挫折。1946年9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兵力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援军未能解围,师长赵锡田被俘,随后又有部队遭到追击。刘峙作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战后被蒋介石撤职。

两年后,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杜聿明又远在东北,徐州必须有人主持,刘峙重新得到重用。一个曾经因战场失利离开指挥岗位的人,就这样再次站到了几十万大军的指挥位置上。

陈诚在山东的经历,早已出现过另一种指挥失误。
1947年1月,蒋介石亲赴徐州部署鲁南会战,参谋总长陈诚到前线督战。国民党军集结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分南北两路向临沂推进。南线由欧震指挥,是主攻方向;北线由李仙洲指挥,负责策应。

华东野战军没有在临沂与南线决战,主力秘密北移,集中兵力攻击孤军深入的李仙洲集团。2月20日至23日,莱芜战役结束,李仙洲所部五万六千余人被歼。陈诚负责战役层面的部署和督战,李仙洲则率北线部队具体推进,北线被合围,陈诚承担着高层指挥责任。

国民党军在莱芜并不缺兵。南线欧震率主力推进,北线李仙洲向南策应,两路之间却没有形成足够紧密的支援。华野把主力从临沂方向秘密调走,南线留下部队摆出决战态势,北线便成了可以集中兵力围歼的目标。李仙洲集团被歼,鲁南会战计划随之破产。

陈诚身为参谋总长,督战时面对的不是某一座城池,而是整个战役部署。几十万兵力分成两路,却没能形成相互支援的整体,最终让对手抓住了北线的孤立态势。

胡宗南在陕北面对的,是另一种局面。
1947年3月,他奉蒋介石之命率二十多万军队进攻陕北。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胡部于3月19日进入这座城市。占领延安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蒋介石要求的军事结果却是摧毁中共中央领导中枢、消灭西北野战兵团。

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没有留在城里决战。
此后一个半月,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接连发生,西北野战军歼敌一万四千余人。8月沙家店战役,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又遭重创。胡部占领了延安,却没能消灭西北野战军主力,反而被牵制在陕北。

胡宗南手里有二十多万兵,西北野战军当时只有约两万六千人。兵力悬殊没有自动变成战场优势。胡部占领延安后,将五个整编旅留在延安及以南地区守备,另以十个整编旅作为机动兵团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

守备和追击把国民党军的兵力摊开,西北野战军则不断转移,避开强点,集中兵力打击孤立部队。胡宗南的部队越摊越开,补给线越拉越长,原本用于进攻的庞大兵力,逐渐被守备和追击任务分散。

陈诚负责高层部署,胡宗南统率西北重兵,刘峙坐镇徐州。

三人的职位不同,战场上的问题却有相通之处:陈诚督战时,两路部队未能相互策应;胡宗南拿下延安,却没能完成歼灭西北野战军的任务;刘峙担任徐州总司令,杜聿明却不得不接手实际作战指挥。

蒋介石一面要求将领服从自己的安排,一面又在战局变化时越级干预、临时换将。前线将领承担着战场责任,决策权却始终难以稳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1949年1月,杜聿明率部撤退后被围于陈官庄,最终被俘;刘峙早已撤往蚌埠,徐州集团的主力覆灭。
少用刘峙,未必能改变淮海战役的结局;少用陈诚或胡宗南,也不能保证国民党就能赢得内战。
但蒋介石在山东、陕北、徐州接连付出的代价已经摆在那里:他总想让将领替自己打仗,却又不愿真正放手让将领指挥。

几十万军队拥有枪炮、兵团和总司令,偏偏缺少一条能够贯彻到底的指挥链。这才是蒋介石在用人和军事指挥上付出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