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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的历史看这个党目前山头林立、内斗内行的根源 说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只是为

从国民党的历史看这个党目前山头林立、内斗内行的根源

说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利益而凑合”,对孙中山本人并不公平。孙中山终其一生有其主义,有三民主义,有建国方略,有数次改组政党的苦心。但问题恰恰在于:一个有主义的人,缔造了一个在组织基因上就无法承载信仰的党。主义停留在孙中山的讲演和纲领里,利益则沉淀在每一次联合、每一次入党、每一次权力分配之中。这不是某一代党员的堕落,而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结构性线索。

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底色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理念团体。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创立时,成员多是熟悉西方制度的侨商与粤地三合会骨干,香港兴中会中会党分子约占三成。联络会党是革命策略,但策略的代价是组织基因的混杂。孙中山本人加入致公堂成为红棍,革命党人与帮会头目“称兄道弟”,以至于“不知道是革命党加入了帮会,还是帮会同人加入了革命党”。这不是说早期革命者没有理想,而是说这个组织的黏合剂从一开始就同时包含了利益、地缘和江湖义气,主义只是其中最薄的一层。

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局面更加清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走到一起,与其说是信仰的汇流,不如说是“屡败后的无奈抱团”。华兴会内部有人担忧“合并后丧失自主性”,光复会与兴中会在策略和人事上摩擦不断,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关于起义地点的分歧始终存在。孙中山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给人……合并的印象,没有其他实质的作为”。一个靠派系妥协拼起来的政党,其日常运转的逻辑必然是利益平衡,而不是主义认同。

最能暴露这一点的,是1914年中华革命党的组建。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痛感党员涣散,规定入党者必须按手印、立誓约,“宣誓绝对服从总理”,即孙中山个人。黄兴拒绝入党,出走欧美,理由极为尖锐:入党应当效忠党,而不是效忠一个人。孙中山的苦衷可以理解,他需要的是一个能战斗的组织;但用会党的仪式来重建政党,等于公开承认:这个党此前连最基本的组织纪律和信仰纽带都没有建立起来。黄兴的出走,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对“以人身效忠替代主义认同”这一逻辑的拒绝。此后国民党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悖论。

蒋介石执政的二十二年,把这一悖论推到了极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观察,国民党的权力“是分割的”:党务在CC系手中,财务在宋、孔手中,军事在黄埔系手中,行政在政学系手中。这已经不是“派系存在”,而是派系就是党的实际结构。四大家族的结合,靠的是姻亲和利益,不是主义和纪律。入党门槛也随之崩塌:1938年后的征求新党员细则规定,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做思想汇报,党组织也无须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填表即可。抗战时期几百万军队党员是“集体入党”,机关公务员“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入党”。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张厉生曾自嘲:“我们党是把党章摆在桌子上,开着大门,要来就来,不来就去。”一个连谁是党员都统计不清的党,谈何信仰?

退台之后,这条逻辑并没有被切断,只是换了形式。李登辉时代的“本土化”和“民主化”,在实践中迅速滑向金权政治:拉拢财团、纵容黑道参选、以党产维系地方派系,拉一派打一派,最终导致新党、亲民党、台联党接连从国民党分裂而出。党产从迁台初期的有限规模膨胀为“金钱帝国”,成为维系派系和选举机器的经济基础。这时候的国民党,主义早已退居为仪式性的口号,真正驱动组织运转的是资源分配和权力卡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期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王奇生曾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是一种“笼统的‘政见’主张”,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远不及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虔诚”。这不是说国民党内没有个别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说这个党的组织形态从来没有能力把主义转化为党员的内在约束。蒋介石自己总结失败时说“我们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不是谁打倒了国民党,是它自己那个以利益拼合、靠派系运转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它留下靠信仰站立的空间。今天台湾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山头林立、内斗内行,根源不在某一次选举、某一个主席,而在它百年组织史里那条从未被真正斩断的旧线:主义挂在墙上,利益长在组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