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郭沫若是终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向前走的;胡适是毕生持反共态度的。
同样主张中国走向民主,郭沫若为什么要求国民党打开政治空间,胡适却要求共产党先放下武器?1945年,重庆文化界向国民党发出一份联名进言。执笔人郭沫若,联署者312人。他们要求召集各党派人士组成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废除限制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的法令,停止特务活动。
半年后,胡适从纽约发电报给毛主席,劝中共放弃武力,成为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两个人都谈民主,也都不满意国民党的一党训政。
可郭沫若推动各党派进入政治决策,胡适提出的却是共产党先解除武装,再参加和平竞争。一个要求执政党打开政治空间,一个要求挑战者先交出手中的武装筹码。两份文件之间,隔着的是他们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根本分歧。
1927年8月,郭沫若在南昌起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党员身份长期没有公开。1958年,他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身份,组织确认的入党时间仍为1927年。1937年回国后,他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文化活动。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第三厅,负责抗战宣传。陈诚邀请郭沫若担任厅长,他起初不愿接受。周恩来写信劝他承担这项工作,郭沫若提出工作计划、人事安排和经费等条件,随后就任。第三厅联络戏剧、音乐、美术、新闻界人士,组织抗战宣传。郭沫若没有军队,却能调动文化界的人脉与声望。
这份工作很快碰到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界线。
国民党方面要求排斥非国民党人士,郭沫若与同事以辞职抗议。第三厅撤销后,郭沫若转入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在重庆联络文化界人士。
1945年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推动下,他执笔起草《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再由文化界人士联署。政治背景各异的签名者,共同要求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特务活动,并让各党派参与政治。
2月22日,《新华日报》刊出全文和312人签名。蒋介石责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追查,3月国民党又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
郭沫若在国民政府机构中任职,却没有因此接受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他把南方局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带进文化界,联络不同党派、不同身份的文化人士共同签署。
胡适1926年访问苏俄时,曾对苏俄的社会建设抱有兴趣,并非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共产主义视为绝对敌人。后来,他越来越看重个人自由、法治和政党竞争,反对以阶级革命和一党专政重建国家。1929年,他发表《人权与约法》,公开批评国民党训政,要求以法律保障个人权利。
1945年8月,胡适与董必武谈过中国战后政治。随后,他从纽约致电毛主席,提出中共放弃武力,仿照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通过长期和平竞争争取执政。胡适相信政党可以靠选举轮替,战争和武装对峙只会把中国拖入新的灾难。
国民党掌握中央政府、军队和行政资源,共产党则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
胡适的方案要求中共先交出武装,再进入由国民党主持的政治秩序。对胡适来说,这是通往宪政竞争的起点;对中共来说,却意味着在对手仍掌握国家机器时失去军事保障。两人的分歧,落在国家权力究竟如何重新分配。
1948年,胡适参加国民大会,并参与联署推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他没有接受。但他并非无条件支持蒋介石。1960年蒋介石准备第三次连任,胡适反对突破宪法限制,反对破坏和平转移政权的制度惯例。只是,在国共决战中,他的政治选择已经站在国民党一边。
郭沫若进入新中国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
1966年,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称,自己过去的作品按当时标准应该全部烧掉;1967年又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早年他曾在国民党统治下组织文化界争取言论和学术自由,晚年却在新的政治运动中作出与早年立场相反的公开表态。政治运动的高压构成了他的处境,但这些公开表态也确实是他本人作出的选择。
胡适1962年在台北去世,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郭沫若1978年在北京去世,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个以学术机构为晚年岗位,一个仍在国家政治机构中任职。
1945年两份文件所显示的选择,最终把他们带到了不同的位置:胡适保留了批评执政者的距离,却在国共决战中站到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郭沫若参与了新中国建设,晚年的公开表态却与早年争取言论、学术自由的行动形成强烈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