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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5 月,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向德昌推进,驻守德昌的川军旅长许剑霜,曾

1935 年 5 月,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向德昌推进,驻守德昌的川军旅长许剑霜,曾经跟随刘伯承参加泸州起义,是老部下。刘伯承亲笔修书,追述旧谊、晓以抗日大义,劝他不要阻拦红军北上,避免替蒋介石消耗川军。

蒋介石命令川军堵截红军,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却给德昌守军旅长许剑霜写来一封信。更棘手的是,许剑霜既是刘伯承当年的旧部,又是刘文辉手下的现任旅长。军令要他挡住红军,旧日关系却把让路的选择摆到了他面前。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向北推进。驻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刘伯承在信中提起两人在泸州共事的旧事,说明红军入川是为了北上抗日,借道而过,并非要夺取川康地盘。若在德昌交战,伤亡落在川军身上,得利的却可能是蒋介石。

5月12日,红军在会理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负责前锋行动。德昌位于会理以北,是红军向西昌、冕宁推进的一处重要关口。刘伯承熟悉川军旧部,也清楚地方部队的处境。给许剑霜写信,既是联络旧人,也是试图在枪声响起前,找到一个能够影响德昌防务的人。
两人的旧交,要从泸州起义说起。

1926年,刘伯承回到川军旧部中开展工作,参与组织泸州起义。许剑霜当时在袁品文部任职,参加了起义,曾在刘伯承麾下服役。起义期间,刘伯承整训部队,许剑霜与他有过较多接触。1927年,许剑霜经刘伯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起义失败后,部队分散,许剑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进入刘文辉的部队。十年间,他从起义军中的一名军官,变成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刘伯承仍记得这个旧部,也知道他熟悉川军内部的人事和处境。红军抵达德昌时,许剑霜手里有兵,确实能够影响本旅的行动;但他并不能替刘文辉决定整个川康防务。

许剑霜面对的并非单纯的个人选择。蒋介石要求川军堵截红军,刘文辉却要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凉山一带部署着刘文辉的五个旅、十二个团,约一万五千人。这些部队是地方实力的根基,若在围堵红军的战斗中大量折损,川康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削弱。

刘文辉与蒋介石之间早有嫌隙。1929年,刘文辉曾参与反蒋战争,失败后仍保有川康势力。到了1935年,两人虽处在同一政治阵营,彼此的利益却并不相同。蒋介石希望借川军封锁红军,刘文辉首先考虑的仍是自己的部队能否保存下来。许剑霜若能让第十六旅避开硬仗,既减少本部损失,也没有必要公开与上级决裂。

信的分寸也很重要。刘伯承要的是一条北上的通道,并没有要求许剑霜带着第十六旅改旗易帜。对仍在旧军队任职的旅长来说,前者可以解释为避免内战损失,后者却等于公开叛变,承担的风险完全不同。

许剑霜把刘伯承的信转交给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元璋,提出不宜与红军硬拼。他没有自行宣布投诚,也没有要求全军改换旗号,而是把让路解释为保存实力。刘元璋没有明确下令全线放行,许剑霜仍沿着避战的方向推动本旅撤出阵地。

保存实力与支持红军是两回事。刘文辉可以不愿替蒋介石打消耗战,却仍留在国民党军事体系内;许剑霜也可以为红军让出道路,却不等于带领全旅投向红军。

对许剑霜来说,这不是没有代价的选择。若坚守德昌,部队可能在战斗中受损;若主动撤退,一旦被认定为通共,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上级追责。他能利用的空间,是把政治上敏感的让路,转化成军事上可以讨论的避免无谓消耗。刘伯承信中所讲的北上抗日,给了他理由;川军保存实力的需要,则让这个理由有机会进入上级的考虑。

5月16日黄昏,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与川军发生交火。守军撤出后,红军继续向县城推进。5月17日凌晨3时左右,红一军团第一师占领德昌。交火没有演变成持久争夺,红军得以继续向北推进。

德昌打开后,红军还要继续向西昌、冕宁方向推进。沿途另有川军和地方武装,各自有自己的指挥官和利益盘算。许剑霜能影响的是第十六旅的防区,不能替其他部队作主,更不能把后续各处的通行都算在自己名下。

1937年,许剑霜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赴延安学习。
抗战期间,他又回到四川从事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在成都病逝。

许剑霜没有带走一支军队,也没有改变刘文辉的政治立场。
他只在自己能够支配的防区内,让第十六旅从一场主要服务于蒋介石围堵部署的消耗战中退了出来。德昌这道关口没有成为双方长期争夺的战场,红军继续北上,而那封写给旧部的信,也由此有了实际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