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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主要党内职务: 建国前: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叶剑英主要党内职务:
建国前: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七大中央委员。
建国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局代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八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49年8月,广州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叶剑英接到任命,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新中国尚未成立,广东也没有解放,第一书记为什么要先到位?因为部队向南推进时,接管城市、组织干部和建立地方政权,已经不能等到战役结束后再临时安排。

9月7日,叶剑英在江西赣州主持华南分局会议。到会的有华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也有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两广纵队的干部。

会议研究广东战役,同时部署干部调配、支前、城市接管和恢复生产。会议还讨论城市政策,要求接收工作与接管管理衔接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资产阶级。

9月11日至24日,分局又召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叶剑英作《关于广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统一由陈赓指挥,叶剑英负责华南分局层面的组织协调。战场指挥与地方工作的分工,在会议上已经明确。

这项分工有现实压力。进攻部队必须集中力量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地方党组织却要同步准备接收机关、维持治安、恢复交通和安排干部。9月28日,叶剑英、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

10月2日,叶剑英等人向中央请示成立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10月6日,华南分局决定成立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10月13日,广州外围防线被突破,次日解放军进入市区。

军事管制与城市接管在进城前便已着手安排,广州解放后,华南分局随即承担起恢复秩序、组织生产和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

叶剑英此前长期在军队总部从事参谋、作战计划和组织协调工作。1931年,他进入中革军委,担任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部部长。此后,他长期在红军总部负责参谋工作,参与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和部队协调。长征期间,他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45年党的七大,他当选中央委员。从红军总部到中央军委,他经手的工作一直连接着中央决策与前线部队。

广东解放后,叶剑英继续主持华南党政军工作。
1950年,他参与研究海南岛渡海作战方案。渡海作战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登陆相结合的办法,5月1日海南岛解放。渡海作战由前线部队实施,华南分局还要组织地方支援、干部准备和解放后的接管。此后,华南分局还要处理剿匪、土地改革和地方政权建设。1951年,华南军区正式成立,叶剑英出任司令员。

1953年5月,他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书记,同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同年10月回到北京。他在中南局任职时间不长,区域工作告一段落,中央又把他调回军队建设和中央机关的工作岗位。

回京后,叶剑英的工作重心转向军队建设。1955年9月,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他还主持全军训练工作。1956年在党的八大当选中央委员。军衔属于军队序列,中央委员属于党内组织序列,两种身份并不相互替代。此后,他主持军事科学院工作。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负责军事理论研究、战史整理和军事学术建设。长期积累的参谋经验,由战场上的兵力部署延伸到军队建设和军事研究。

1966年1月,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距八大当选中央委员整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军委日常工作一度不由他主持;1969年,他仍当选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3年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他当选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75年2月,中央军委常委会成立,叶剑英主持工作;1976年2月,中央决定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再次离开这一岗位。

1976年10月,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央采取行动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参与决策,并在军队方面发挥协调作用。1977年,他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982年党的十二大后,他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1985年9月,他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退出中央领导岗位。

广州战役时,叶剑英没有取代陈赓指挥部队,却把城市接管的准备提前纳入华南分局工作;回到中央后,他又在全军训练、军事科研和军委日常工作中承担组织责任。

职务从参谋长、地方分局第一书记,变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贯穿其中的职责始终具体:让军事行动有地方组织承接,让中央决定有军队和机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