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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学者。在那个年代,我觉得他至少有两个第

我始终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学者。在那个年代,我觉得他至少有两个第一:论学问是第一的,论人品也是第一的。


钱锺书常被说成“过目不忘”的天才。可杨绛整理他的遗物时,最醒目的不是某段惊人的记忆,而是178册外文读书笔记,合计三万四千多页。一个记忆力如此出众的人,为什么还要把读过的书一页页记下来?这些纸页里,留下的是他几十年阅读、核对和反复思考的痕迹。

钱锺书读书,不满足于记住一句漂亮的话。
他要记下原文、出处和上下文,遇到值得追究的地方,还会回到原书核对。

一本书读过一遍,未必就此放下;隔一段时间重读,发现新的联系,又补进旧笔记。外文书要读懂,典故要查清,引用还要弄明白作者原来在什么语境下使用。新的发现会改变旧的判断,旧的记录也要不断补充。钱锺书的记忆力固然出众,却没有替他省去这些功夫。

1979年,《管锥编》四册出版。书中征引中外四千余位作家、上万种作品,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等多个领域。钱锺书常从中国古籍中的一个词、一处典故、一段叙述出发,把它放到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文本中互相参照,追问意义怎样变化,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大量引文不是摆在书页上的装饰,每一处都要参与问题的展开。

他研究《史记》,不止于赞叹司马迁的文章好。
他会追问材料从何而来,篇章如何安排,叙事中的矛盾怎样形成,哪些记载可以互相印证。一个词的训释、一处典故的来历,都可能牵出数种书籍,必须逐一查对。名家的话不能因为出自名家就免于核实,熟悉的解释也不能因为顺耳便直接采用。

早年的《谈艺录》以中国诗学为根基,常常引入西方文学和思想作比较;《宋诗选注》又把大量阅读化成选诗、注释和评语。钱锺书早年在清华外文系学习,赴英国、法国求学,回国后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955年进入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1958年出版《宋诗选注》。他把留学期间积累的西方文学知识带回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既不拿西方理论替中国诗歌下结论,也不把外国作品当作装点门面的例子。

到了《管锥编》,这种跨文化阅读成为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
中国典籍与西方作品被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词义、典故、修辞和思想逐项对照。钱锺书既能读懂不同传统的文本,又肯为一处引文追查来路。知识广博的人不少,能够把广博知识转化为细密判断的人并不多。

钱锺书待人并不总是温和。他不喜欢无谓应酬,说话有时尖锐,私人通信中也留下过对文坛人物毫不客气的评论。与杨绛赴英途中,他曾为一个法文读音争执,两人互不相让,最后请船上的法国乘客判断。杨绛回忆,自己虽然赢了,却并不高兴。钱锺书有才子的机敏,也有才子脾气带来的伤人之处。

1979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后来有关他谈及冯友兰的言论引起争议。1998年,冯友兰之女宗璞撰文质疑,杨绛随后公开回应。宗璞认为相关谈话损害了父亲的声誉,杨绛则否认钱锺书说过相关话语。两人的文章往来,把这场争议带到公开场合。钱锺书的锋利并不只用来分析书本,私人评价也会触及他人的名誉。

但他对真正来求学的人,另有一面。学生马成生回忆,自己求教时,钱锺书愿意坐下来长谈,讨论具体的文学问题,有时一谈就是很久。

他不热衷把时间花在社交场合,却肯把时间交给学生。
一个不愿应酬的人,仍愿意为年轻学者解释问题、讨论文本,这份耐心并没有被他的名声遮住。

钱锺书的生活里,有尖刻的争执,也有对学生的耐心;有不肯让步的脾气,也有对学问不肯敷衍的规矩。

他不是一个处处圆融的人,更不是没有缺点的完人。
杨绛整理出的读书笔记、学生留下的求学回忆,以及他与宗璞、杨绛之间的公开争论,都让他的严谨、耐心与锋利同时显现。

若论学问,钱锺书足以站在20世纪中国学者的第一列,凭的是把中西典籍贯通起来的本领,也是数十年不肯省略的考证。

若论人品,他并非处处温厚,却把学问当成不能敷衍的责任,也肯把时间留给求教的年轻人。

那些笔记最终汇入《管锥编》,而《管锥编》把中国典籍放进世界文学的长链条里。钱锺书最难得的地方,是他从未让自己的聪明免除自己应做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