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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的书法绝对是将才中的书法精品 1950年,重庆市政府请刘伯承为人民

刘伯承元帅的书法绝对是将才中的书法精品


1950年,重庆市政府请刘伯承为人民解放纪念碑题字。10月18日,题字送达重庆。刘伯承还专门提出一条意见:年月日与下款,似应分列两边。碑名只有七个字,一位久经战阵的元帅,为什么还要为落款位置费心?

碑不是纸。纸上的字可以近看,写得不满意还可以重来;碑上的字要放大、镌刻,立在城市公共空间里,供人从不同距离观看。笔画有力量只是第一步,字与字之间的疏密、正文与落款的关系,也得安排妥当。题字一旦上石,便很难再改。刘伯承连日期和署名的位置都要斟酌,碑面上的每一处空间,在他那里都有明确用途。

人民解放纪念碑的题名,后来成为重庆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刘伯承留下的落款意见,把单个字之外的整幅布局也纳入考虑。书法讲结体,也讲章法。结体关乎一个字如何站稳,章法关乎一行字怎样展开,正文、日期和署名又如何彼此照应。碑名虽短,落款却不能随手附在一旁,整块碑面必须有主有次。

刘伯承并非到了晚年才拿起毛笔。
五岁时,他进入私塾读书,父亲刘文炳受过较长时间的私塾教育,熟悉传统文字。少年刘伯承接受经史教育,也练习写字。1907年,家中经济困难,他被迫辍学。父亲去世后,生活更加艰难,他曾在春节写春联出售,用所得贴补家用。

写春联不是纯粹的文人消遣。春节前后,家家户户要换新联,字要端正,内容要合时宜,上下联还得成对。对一个家境窘迫的少年而言,毛笔既是读书时的工具,也是换取生活费用的本领。写出来的字要让买主看得清楚,也要写得整齐耐看。反复落笔、反复交到别人手里,书写便有了实际的要求。

后来他走上革命道路,军事工作占据了生活中心,书写却没有中断。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报上刊有刘伯承题词。次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功劳簿》也留下他的题词。一件随报纸进入读者视野,一件留在部队的荣誉记录中,使用场合不同,题字都要让人读得清楚,也要与所在场合相称。

报纸创刊题词随报纸公开发行,部队功劳簿则记录官兵在战斗中的贡献。前者需要公开表达的庄重,后者要把战斗中的集体荣誉留下来。刘伯承的题词进入这两种场合,笔下的文字由私人书写延伸到公开出版物和部队记录之中。

1950年重庆题字,书写面对的尺度又变了。
碑名的笔力刚劲,撇捺舒展,字形没有因为追求气势而散开。与碑名相比,他为国庆写的较长题词,结体更显严谨,行间安排也更平稳。短题名要在有限字数里立住气势,长题词则要让一行行文字连贯地走下去,不能每个字都争着出头。

两类作品放在一起,既能看到笔力,也能看到他对节奏的控制。

大字并不是把小字简单放大。字形一旦放到碑面上,横画的长短、撇捺的伸展、字内留白都会变得醒目。笔画太满,字便显得拥塞;结构松散,远看就容易失去重心。刘伯承的碑名有力量,却没有把力量全部压在粗重笔画上,字形仍然稳,撇捺又能舒展开来。长题词里的收敛与碑名里的开张,呈现出不同书写任务对笔墨的要求。

1964年5月1日,刘伯承为金寨革命烈士纪念塔题写“燎原星火”。
同年,他还为石集倒虹吸工程题写“石集倒虹吸工程留念”和“革命精神,科学态度”。

一处纪念烈士,一处记录水利建设,题写对象相差很大,文字也各有用途。“燎原星火”四字简短,落在纪念塔上,适合纪念场合的庄重;工程题词则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并列,写进一项具体建设事业。

报纸、功劳簿、纪念碑和工程题词,面对的观看方式并不一样。
报纸上的题字随版面展开,读者通常近看;功劳簿供人翻阅,文字要清晰;碑刻需要远看,字形必须稳住;工程留念题词还要与项目名称并列。刘伯承留下的作品横跨这些场合,书写并没有被一种固定的大字气势限制住。

从卖春联到为公共工程题字,刘伯承写字的对象越来越广,字也从换取家用的日常本领,进入军队荣誉、城市纪念和国家建设的公共空间。用途在变,落笔的分寸却始终重要。

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至今立在城市中心。

刘伯承当年对落款位置提出的意见,留下了他对整幅题字的认真安排。
战场上的将才,靠判断主次、调度力量;落到笔端,他同样讲究力量的分配。主笔伸得开,字形收得住,落款安放得稳。刘伯承的书法称得上将才中的精品,分量就在这份刚劲、严谨与收放自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