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抗日战争时期有个十分独特的现象,日本的“中国通”几乎都是侵华战犯,而中国的“日本通”大都是汉奸。
土肥原贤二就是最典型的中国通例子,汉语说得流利,熟稔中国各路军阀的心思,在中国潜伏三十多年,被称作日本陆军头号中国通。
他一手推动九一八事变,哄骗溥仪去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又在华北到处煽风点火搞自治分裂,挖空心思搅乱中国的政局,方便日军一步步蚕食国土,最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送上绞刑架。
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冈村宁次,这一批被称作日本四大中国通的人,路子几乎一模一样,读中国典籍、游走在各界打探消息,所有的学识,全部服务于日本的侵略计划。
松井石根长期在华,自认懂中国,在南京战役里纵容部下屠城,三十多万同胞惨死,他难辞其咎。
佐佐木到一更有意思,早年跟着北伐军到处跑,装作亲近中国革命的样子,暗地里疯狂偷测绘地图、抄军队编制,等到开战,直接带队进入南京,参与屠杀,还设计计划围剿东北抗联,想把抵抗力量连根拔掉。
他们学中国,从来不是为了理解、尊重这个民族,而是把这套认知当成一件锋利的武器。
他们骨子里认准日本是东亚的主宰,中国只能顺从,一旦中国人想要自主独立,这份熟悉就会转化成最狠的算计。
普通日军军官看不懂中国的派系矛盾,摸不透老百姓的生存逻辑,这些中国通却清楚从哪里下手分化、拉拢、恐吓,侵略的手段也就更阴毒。
另一边,熟悉日本的中国人,结局很多让人唏嘘。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日语娴熟,长期和日本军政圈子打交道,算得上地道的日本通,最后主动跳出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撕开华北分裂的口子。
还有76号的李士群,懂日本的特务体系,投靠日军之后组建特务组织,疯狂捕杀军统、地下抗日人员,把上海的地下抗战网络破坏得千疮百孔。
汪精卫也长期研究日本的政治思路,能看懂日方的谈判话术,在亡国论调里越陷越深,主动跑去和日本签条约,搭建汪伪政权。
这些人不是不懂日本的野心,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可他们的选择,是借着对日本的了解,换取自己的权位和富贵。
这里面的差别,根源不在懂不懂一门语言,而在于站在哪一边。日本那边培养这些“中国通”,本身就是军部、参谋本部的定向安排,选拔军人、情报人员,专门送到中国学习,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侵略。
这套学习体系,是战争机器里的一个零件,学得越好,对侵略的助力越大,罪行自然越重。
咱们这边早年的日本通,来源就杂得多。很多人是清末、民国早期去日本留学,那会儿不少人抱着寻找救国道路的想法出海。
可当战争爆发,山河破碎,人心就分出了岔路。
一部分人看清日本的本质,利用自己对日本的了解,翻译情报、破译密电、分析日军作战习惯,默默在后方帮着抗日。另一部分人,被日本的武力吓破胆,又贪恋权势,觉得投靠侵略者是一条捷径。
他们懂日本的规则,知道怎么讨好日方,怎么替日本人管理占领区,日本人也愿意用他们,毕竟他们懂本土人情,帮着推行“以华制华”省心太多。
懂一个国家,本事本身没有善恶,善恶是使用者的立场决定的。同样是跨文化的认知,日本人拿着这份认知,要打碎我们的国家;少数中国人拿着这份认知,反过来出卖自己的同胞。有没有人会疑惑,难道懂日本就一定会变节?
当然不是,抗战里不少翻译、情报人员精通日语,始终守住底线,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只是这类人很少被大肆记录,反而那些投敌的汉奸,因为闹出的动静太大,更容易被记住。
战争早就结束了,可这个反差一直留在历史里。见识和学识,从来不能自动保证人的良知。一个人再熟悉别国的文化,一旦丢掉民族立场,再厉害的见识,最后都会变成伤害自己人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