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战略大转移,是有周密计划和准备的,并上报共产国际获得了批准,路线是从江西转移到湘鄂西根据地,和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汇合。江西到湘鄂西的距离并不远,但八万多人的主力红军转移,自然要有充足的后勤补给才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长征的军费共产国际是做了妥善安排的,就是把前期准备和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十九路军合作的一百多万大洋的款项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费用,再加上中央红军多年积累的一些“家底”,又是这么近的路程,费用应该是足够了。也就是因为距离短,所以中央决定带上一些机器设备,比如X光机,造币的印刷机,还有兵工厂的各种机器设备。当然,在湘江战役时都丢光了。
据一些要人回忆,红军在打下遵义后,大家手上都带有钱,遵义好的餐馆生意特别好,都是红军官兵来吃,买卖公平,纪律严明。据李卓然回忆,他们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口渴,而周边又没有水源,刚好有当地人去远方打了两罐水路过,于是大家就掏钱买下这两罐水解渴,这人也发了一笔小财。
四渡赤水时,因为长时间急行军,所以身上带的东西都丢光了,那就打土豪。云南宣化的火腿,茅台镇的茅台酒,都成了打土豪的战利品。据红四团团长耿飚回忆,他们从来不缺吃喝,都是打土豪得来的,还每隔十天半月就给毛主席送去一些鸡鸭鱼肉。所以从江西苏区出来,到四渡赤水结束,红军的给养没有问题。
第二阶段是四渡赤水后,红军跳出国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改变战略,不去湘鄂西和二六军团汇合,而是前往四川和红四方面军汇合。这一路远离通都大邑,都是穷乡僻壤,偏远山区,土豪也少了,钱也花得差不多没了,粮弹补给就出现了问题。到了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已经基本弹尽粮绝。据徐帅的警卫员,后来的开国少将贺健将军回忆,他碰到了老首长陈赓,陈赓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身形消瘦,于是他送给了陈赓一匹马,一些衣服食物,还有一百发手枪子弹。陈赓那时还是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都到了如此地步,可见中央红军当时的窘境。
据张国焘回忆,朱德总司令对他说,现在的一方面军重武器丢光,每支枪只有三五发子弹,只能做护枪之用,根本无法打大仗,如果不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那就真是濒临绝境了。博古的警卫员拿着块牛肉来找张国焘的警卫排长,想用牛肉换200发手枪子弹,警卫排长在征得张主席的首肯后,送了他们200发手枪子弹。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期的给养情况,还不是最恶劣时刻,基本没有发生饿死人的惨况。
接下来的草地密电事件,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进入藏区后,一是人烟稀少,二是要执行民族政策,不能打土豪,于是就开始缺粮了,并且越来越严重,真到了煮皮带,吃草根的地步。
据吴法宪回忆,部队已经开始有人饿死,纪律也无法严格执行了,于是出现了抢老百姓的粮食和各种食物,甚至抢寺庙里的供品,挖藏民埋藏的食物,还收割未完全成熟的青稞。导致藏民对红军极端仇视,对于小股单独行动和掉队的红军官兵,藏民们就毫不留情的射杀。
据彭德怀回忆,单独北上后,虽然没有大的战斗,但红军减员近半,就是因为严重缺粮,饿死、逃亡,被藏人杀害所导致。离开藏区,过了草地,到了汉人居住区,红军又可以打土豪了,于是缺粮的情况略有改善,这是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时期。
中央红军在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此时的中央红军只剩六七千人马,破衣烂衫,弹尽粮绝,毛主席只得找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借2500大洋,以解决红军的吃饭问题。徐海东给了5000大洋,毛主席后来夸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但这点钱也解决不了问题,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军队。于是红军东征山西,筹款三四十万大洋,并找张学良借款六七十万大洋。再后来联系上共产国际,资金也就源源不断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