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唐代《金刚经》,为什么不能简单叫“世界上第一本印刷书”?
答案藏在卷尾一行小字里:“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正因为留下了明确日期,这卷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经书,成为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印刷书籍之一。
注意,是“现存”和“有纪年”,不是说868年那天印刷术才被发明。没写日期的早期印刷品,并不会因为无法精确排队就自动消失。
王玠是谁?从题记能知道,他为双亲造经、意在普施。至于他的职业、家境,甚至父母当时是否健在,单凭这句话都不能确定。把他直接写成亲手刻版的工匠,或者编出一段家庭往事,证据都不够。
这卷经书本身倒提供了不少线索:近五米长的卷轴,由数张纸接成;卷首是一幅佛陀说法图,后面接着经文。图画和文字都靠雕版印出,线条细密、字迹清楚,说明当时已有相当熟练的刻印工艺。
雕版的好处不只是“印得漂亮”。制作一块版需要先投入人力、木材和工夫;但版刻好之后,同样的内容就可以反复刷印。对有施经意愿的人来说,这为传播经文提供了一种办法。题记中的“普施”,也让我们看到技术背后具体的信仰需求。
不过,一卷保存下来的经书,不能告诉我们当年究竟印了多少份、送到了哪些人手里,更不能证明人人都能轻松读书。技术能够复制文字,传播还要靠纸墨、资金、工匠和愿意接收的人。
它最打动我的地方,恰恰不是一顶笼统的“第一”桂冠,而是一行有日期、有姓名的题记:透过它,我们看见了唐代人怎样把家庭心愿、宗教信仰和一门复制技术联系起来。
资料:中国国家图书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李晓愚《一卷佛经的漫长旅行》。配图:鲁宾艺术博物馆、国际敦煌项目的相关馆藏图像,使用权限以来源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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