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蒋介石接到的报告里,东北军仍在西北执行剿共任务,可他不知道的是,张学良已经悄悄与红军建立了联系。双方不仅商定尽量不打仗,张学良还动用东北军的运输渠道,把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送了过去。更让人意外的是,就连红军使用的一套全国彩色地图,也是张学良提供的。
这套地图可不是普通地图,而是《申报》六十周年纪念版所收录的全国彩色地图,印刷精细,地名、道路和地形标注较为完整。当时红军缺少详细的地图资料,张学良得知后,便将地图送给中共方面,用来研究军事行动和行军路线。
送地图只是其中一件事。张学良还答应为红军筹集一万套棉衣,不过双方的部队毕竟分属不同阵营,物资交接不能太张扬。于是双方商量,由东北军先把棉衣运到两军控制区域的交界处,再通知红军派人接收。这样既能减少外界注意,也能让物资顺利送到红军手中。
红军需要的东西远不止棉衣。无线电器材、药品、炸药、印刷机以及印刷用纸,都是陕北根据地紧缺的物资。张学良便安排东北军通过外部渠道采购,再派车辆运送,必要时还派人沿途护送。过去难以买到、运不进去的东西,逐渐有了新的来源。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蒋介石不断催促东北军进攻红军,张学良一面要执行上级命令,一面又不愿破坏已经建立的合作关系。于是,两军之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
有时上面要求交战,前线便象征性地放几枪,制造双方仍在交火的样子,实际却尽量避免真正冲突。这种做法后来被人称为“打假仗”。东北军与红军通过秘密联络渠道协调行动,减少了双方发生大规模战斗的可能。
那么,张学良为何会从奉命剿共,转而帮助红军呢?事情还得从他与周恩来的一次秘密会晤说起。
1936年,张学良与周恩来会面,双方谈到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东北军此前与红军交战,已经付出不小代价,而日本侵略不断加剧,东北军官兵又有收复东北的强烈愿望。经过接触,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开始寻求合作。
据相关记述,会谈期间,张学良曾拿出两万银元支持红军,随后又提供二十万法币,后来还借出十万。这些款项缓解了红军的财政困难,也为部队购买粮食、棉衣以及其他军需用品提供了资金。
钱款和物资往来增加之后,双方原有的联络方式已经不够用了。张学良于是允许中共方面派人常驻西安,与东北军保持联系。红军有什么需求,可以通过驻西安人员转达;东北军有什么消息,也能经由这些人员传递。双方从偶尔接触,逐步发展为较为固定的秘密合作。
这种合作还延伸到了军官教育领域。张学良与杨虎城在王曲开展军官训练活动,并邀请中共方面有关人员参与授课。训练中不仅讲军事知识,还讨论日本侵略、国内局势以及联合抗日等问题。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人员因此有了更多直接接触的机会。
与此同时,中共还在考虑如何打通西北方向的对外交通线。由于陕北交通不便,外部援助难以直接送达,张学良便协助中共方面联系新疆的盛世才,商讨建立交通渠道的可能。他还参与讨论取道绥远、前往抗日前线等方案,尝试推动更大范围的军事合作。
这些事情进行时,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张学良与杨虎城却越来越明确地要求停止内战,将主要力量用于抵抗日本侵略。双方围绕究竟继续打红军还是转向抗日,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
1936年12月,蒋介石来到西安,要求张学良、杨虎城继续执行进剿命令。两人多次劝说,希望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未能取得结果。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要求。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参与谈判。经过各方协商,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返回南京。
而在此之前,张学良送出的那些钱款、地图、棉衣以及通过东北军运输的各类物资,已经成为他与中共合作的具体行动。从秘密会晤到停止交战,从军需援助到共同商讨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一步步走向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