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反华,反得顽固,还言行不一;特朗普也反华,但骨子里是商人,利益优先,贸易战科技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妥协。一个把反华当立场,一个把反华当筹码。立场难谈,筹码可换
特朗普和拜登都对中国采取过强硬政策,但如果把两个人的对华路线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明显区别:拜登更强调长期、系统性的战略竞争,特朗普则更喜欢通过关税施压、谈判交易和阶段性妥协来争取利益。
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中国友好,也不意味着拜登从来不愿意谈判。真正的区别在于,两个人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政策节奏也不一样。
拜登希望把对华竞争变成一套长期运行的制度安排,特朗普则更倾向于把关税、市场准入和贸易条件当作谈判桌上的筹码。
这两种方式,对中国意味着不同的压力,也意味着不同的应对方式。
拜登上台以后,并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发动的贸易战。相反,他把美国对华竞争进一步延伸到芯片、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设备、投资审查和供应链等领域。
2022年,美国政府出台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2023年又进一步收紧相关限制。到了2024年,拜登政府还提高了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等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
这套政策的特点是什么?
不是今天宣布一项措施,明天再看情况,而是把竞争融入美国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盟友协调机制之中。
美国政府不仅限制部分先进技术出口,还希望日本、荷兰等拥有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国家采取相近措施。它试图通过多方配合,减少中国获得部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渠道。
从美国政府自己的战略文件来看,拜登政府明确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并强调维持美国长期竞争优势。
所以,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有一个鲜明特点:竞争长期化、技术限制制度化、盟友协调常态化。
这意味着中国面对的并不只是某一项关税,而是一整套涉及科技、产业和国际规则的政策组合。
但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拜登并没有推翻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成果。
2018年,特朗普政府依据301调查,对大约37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分批加征关税。拜登上台后,大部分关税继续保留,2024年还对部分商品进一步加税。
换句话说,特朗普开了一个头,拜登没有把这条路停下来,而是把其中一部分措施延续并扩大。
特朗普的做法则有另一种特点。
他不太喜欢把政策过程包装成一套复杂的长期战略叙事,更习惯直接拿出关税、贸易逆差、市场准入和采购金额谈条件。
2018年发动贸易战时,特朗普的手段同样强硬。几千亿美元商品被卷入关税冲突,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明显冲击。
但到了2020年,双方又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这份协议涉及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和购买美国商品等内容。美国保留了大部分关税,同时对部分商品调整税率。
这件事很能体现特朗普的政策风格:先施加压力,再通过谈判争取协议;谈判有进展,就宣布取得成果;如果认为条件不够,又可能重新加码。
在特朗普的政治表达中,贸易逆差、美国制造业、就业和采购金额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他喜欢把复杂的国际经贸问题变成一笔笔可以摆上桌面讨论的交易。
这与拜登时期强调的长期战略竞争确实有所不同。
不过,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历也说明,交易式政策并不意味着政策温和。
2025年,中美关税冲突再次升级,双方一度大幅提高对彼此商品的关税。随后经过多轮谈判,双方对部分关税和出口管制措施作出阶段性调整。
美国国会研究处2026年8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美双方虽然在部分措施上达成暂停安排,但大量关税仍然存在,双方也没有彻底解决经贸领域的结构性分歧。
到了2026年11月14日,中美贸易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关税、农产品贸易以及其他经贸问题。双方谈到了相互削减部分关税的方案,但会议并没有宣布最终协议。
这说明特朗普的政策确实具有较强的交易色彩,但也有很大的波动性。
今天可以谈,明天也可能重新施压;一项措施可以暂缓,另一项限制又可能出现。企业很难仅凭一次谈判,就判断未来几年美国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
因此,把特朗普理解成一个只看商业利益、完全不考虑战略竞争的商人,同样是不准确的。
美国对华竞争有很强的跨政府连续性。
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拜登保留关税并强化芯片限制,特朗普第二任期又重新使用关税工具,并继续围绕技术、供应链和市场准入提出要求。
总统换了,政策工具的使用方式发生变化,但美国希望维护自身经济和科技优势的目标并没有消失。
这才是理解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地方。
国际关系最终还是利益关系。中国可以通过谈判寻找共同利益,也可以通过扩大合作降低冲突成本,但不可能只靠满足对方的个人偏好,就让美国放弃对华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