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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逼着红军走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我们也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

谁逼着红军走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我们也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的,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一介书生。

1933年秋天,他调集上百万兵力,其中五十万专门用来打中央苏区。打法也变了,不再长驱直入,改成修碉堡、拉封锁线,往前挪一段就停下来筑工事,用公路和碉堡一步步把苏区往里挤。这法子笨、慢、费钱,但扎实。

它有个明显弱点:兵力摊在长长的封锁线上,机动不开,总有些部队突出在前头。

红军要是照前几次的路子,绕开碉堡密集的地方,专挑孤立冒进的那一股打,打完就散,或者干脆跳到外线去搅他的后方,这仗不是没得打。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当时都提过这类想法。

麻烦是,这些想法没人听。这时候中央的实际当家人叫博古,本名秦邦宪。他二十四岁就坐上临时中央总负责的位置:读书、办报、搞地下工作出身,没在山里带过兵,也没打过一场游击战。他对打仗的理解,全来自书本和远方传来的指示。

他信一个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

李德是德国人,打过正规战,到中国后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全靠照搬苏联的正规战经验和书本上的军事理论指挥作战。在他看来,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胜的运动战、游击战都是不入流的打法,只有堂堂正正的阵地战、正规战才是正道。

博古对他的理论深信不疑,把军事指挥的大权全盘交了出去,毛主席、彭老总等人提出的诱敌深入、外线歼敌的正确主张,全被束之高阁。

1933年9月底,国民党军攻占了苏区北边的门户黎川。博古和李德急于收复失地,立刻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反击。部队在洵口遭遇敌军打了个胜仗,这让两人更加认定主动进攻的策略是对的,随即下令红军继续向敌人重兵把守、碉堡林立的硝石、资溪桥一带发起强攻。

结果红军一头撞进敌人的火力网,面对坚固的工事和密集的炮火,根本无从下口,猛攻数日不仅没能拿下阵地,反倒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红军辗转奔波在敌军的碉堡群之间,处处碰壁,不仅没能把敌人挡在苏区门外,自身的兵力和弹药还消耗严重,战局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就在局势僵持的关口,出现了一个打破围剿的绝佳机会。

1933年11月,驻守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事变,公开反对蒋介石,并且主动派人联络红军,提议双方联手抗敌。此时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前线抽调重兵去镇压福建事变,包围圈一下子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如果红军抓住这个时机,要么跳到外线打乱敌人后方,要么与十九路军协同作战,完全有机会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

可博古和李德却认定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肯与十九路军真诚合作,只是虚与委蛇,按兵不动。短短3个月后,福建事变就被蒋介石平定,腾出手来的国民党军重新收紧包围圈,红军错失了最好的破局时机。

后方稳定之后,国民党军的推进更加从容。到1934年4月,敌军集中1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发起猛攻。博古和李德提出了“誓死保卫广昌”的口号,调集红军9个师的主力,要在这里与敌人展开决战。

他们祭出的战术,就是所谓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敌人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死守;敌人推进到近处,红军就冲出去打一下再退回来。

可双方的火力差距根本不是靠意志能弥补的。国民党军每天出动三四十架飞机轮番轰炸,配属的炮兵旅不停轰击,红军用泥土木头修的工事根本扛不住,往往一炮就被夷为平地,守备的战士整连整营地牺牲。

前线将领多次提出广昌无险可守,这样硬拼只会把家底拼光,可李德始终不为所动。这场战斗整整持续了18天,敌军以每天不足2公里的速度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抗,每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最终广昌还是失守了,红军伤亡超过5000人,占到参战总兵力的四分之一,而敌军的伤亡只有2600余人。这场消耗战打下来,红军的主力部队元气大伤。

广昌陷落之后,中央苏区的北线彻底洞开。国民党军从东、西、北三面稳步压缩,南边的粤军也牢牢封死了退路。博古和李德又从冒险进攻转向了消极防御,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结果兵力越分越散,哪一处都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根据地的范围一天天缩小,兵员、粮食、药品都难以为继,再僵持下去,就有被全歼的风险。

1934年5月,中央内部秘密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总理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整个计划严格保密,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知情。

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已经推进到苏区腹地,瑞金岌岌可危。10月10日晚,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