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杭州那份刑事判决书生效不到三天,崔丽丽等来的不是公司的补救,而是一纸以“旷工”为由的开除通知。她曾提交OA请假,被要求把“去杭州报警”改成“处理私事”,拒绝后权限随即被剥夺。
“旷工”两个字,在这里不是考勤记录,是一把刀。企业用它切断一个维权员工的退路,也用它给所有试图站出来的人画一条底线:你开口,就别想再回来。我们社会必须看清,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失态。把管理权变成报复工具,以“严重违纪”包装违法解雇,是职场中反复出现的套路。从人为制造旷工,到关闭权限、踢出群聊,手段在变,逻辑没变。
为什么这种事会一再发生?根源不在道德,在代价。劳动者走完仲裁、一审、二审,耗掉一两年,拿回的往往只是本应属于自己的钱;企业即便败诉,支付的赔偿金也不过是“本应付出的代价”,还可以用上诉拖时间、占资金。当违法的成本低于守法的成本,管理权就会被精算成武器。我们需要的,不是在个案里寻找一个“好法官”,而是让制度的天平不再向违法者倾斜。
方向是清楚的:提高恶意解雇的违法成本,让赔偿超出“本应付出的代价”;在举证责任上向劳动者适度倾斜,要求企业对“旷工”认定的合理性承担更多说明义务;把“剥夺权限、制造旷工”这类隐形解雇明确纳入违法解除的认定框架。管理权可以行使,但它的边界必须是善意与合理,而不是报复与算计。我们社会对劳动者尊严的守护,最终要落在让每一个“崔丽丽”不必用两年时间去证明自己“没有旷工”上。判决书承认崔丽丽不是旷工判决书承认崔丽丽不是旷工


